《一个“又哌”的手记》（一）

李中耀 

前言

我曾经说“苛政猛于虎”，后来觉得有些不切题的。因为这不是苛政问题，而是国家领导某个人的思想出了毛病，他独断专行以至造成社会动荡，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仅仅一个“饭友”，就给那么多国家建设急需的知识分子扣上了“又哌”的帽子，进而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文阁”对国家建设和发展的破坏，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国家建设停止不前。

曾有人说，战后的日本，各方面情况远不如中国。但是他们凭国民素质好，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又因为当时韩朝战争，为日本“大发军火财”提供了机遇。使得日本经济迅速腾飞；而这一时期的中国，则强调阶级斗争，夸大其词地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事实上是：没有敌人，是自己找敌人，形成窝里斗。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不断，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单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整整延误了一代青年人。而且，由此波及到他们的子子孙孙，当然也影响到当时那个年代的国家建设。有的知青说：当年的插队，让我学会了吃苦耐劳，锻炼了体魄……如此看来，知识青年人上山下乡是乎是件好事，而实际损失是巨大的。我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有大面积土地因为旱涝灾害而绝产，我们能因为这些土地因此得以修整而肯定水旱灾害吗？我们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文阁”过后，周恩来、邓小平都说过：这也是因为我们当时没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对此，我们也是有责任的。

当年，鹏德淮对“大约近”“ 服跨风”等极左路线提出修正建议，却遭到了严酷的打击。后人就此得出一个结论：目前的中国还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这才是之所以发生一系列违背客观事物规律重大问题的根源。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教训，但愿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我在“死人帮”还没垮台时偷偷写下的一段文字，目的是通过我的不公正遭遇，让人们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

我只是把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白描”式的记录下来，也是我缺乏文采而没有能力把它写得更好些。

我原以为没啥用处，将其扔进了废纸堆。有人读过，认为还可以留下来给后人作个资料参考。于是我想把它重新修改一下，使其生动些，至少文字通顺。可是一直没时间，现在更是体弱多病、双目失明（老年白内障），已经无力再修改润色…..所以，也只好把这些尚未加工的原始材料留下了，希望后人能从中了解一些情况。

现在晓东和李爽愿意把它打出来，我想也好。这里做个简要说明。

              2010年3月6日於重病中

我的家庭

在动笔之前，我曾考虑我应当从哪里下笔，按说我应当直接叙述事件的本身，可是这样记述，觉得前后会有许多有内在联系的事情说不清楚。于是，我决定从幼年开始写，这部分不会占用读者太多的时间。

我的孩童时代

1925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宝坻县赵各庄公社芮家莊村。

童年的事，我记得太少。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一小的事，大部分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

芮家莊是个相当大的村子，村子离县城二十里左右，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姓李。

记得，我从家里走到学校，要走很远很远。学校的教室，就设在一间破旧的庙宇里。学校有几十名学生，一个老师。老师姓陈，大高个、胖胖的。他有四十左右岁的年纪，长年身穿长衫。是个面貌和善、为人正直、教学认真的好老师。直到今天，我依然还能记忆起他那慈祥的面容。在我童年，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后来，我离开学校到外面闯荡，听说他过了不几年，就因病突然死去了。

陈老师的病逝，着实让我难过了好多天……

我母亲

我母亲姓蒋，与父亲结婚后，父亲根据他的观点给母亲起了一个名字——蒋菊莊。菊花——表明父亲当时非常崇拜封建社会那些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菊花开在秋季，不与百花争艳而且敢于傲霜雪，不落俗地。诗人陶明不是有“采菊东篱下”的诗句吗？

母亲是个聪明、懂事理、讲道理、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又有一付热心肠的女人。她生长在旧社会，受封建礼仪的熏陶，在“三纲五常”的压力下，不免保留了很多妇女都有的那种软弱懦怯的一面。

母亲没上过学，但她通过自学能阅读报纸、小说、甚至可以写写简单的文字。虽然中国有女诗人，女文学家，但家境贫寒，没条件上学，竟自学到这种程度，显然母亲是刻苦的，也是很不易的。无论解放初期，还是她八十高龄以后，周围的邻居看到作为家庭妇女的母亲，居然能读书看报，无不惊诧不已。继而，又羡慕不已。

我觉得这是母亲父亲的影响以及与她自己的刻苦努力分不开。一个又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结婚的条件有关。

母亲与所有的旧社会妇女一样，婚后的母亲主要是侍奉公婆，但是无论怎样侍奉也不对，受尽委屈也不得好，只能忍气吞声。幸而父亲在我七、八岁时，因为母亲是继母，被赶出家里。这样我母亲也就从那熬不尽的岁月里逃了出来。

由旧家庭出来后，在旧社会里生活也不是容易维持的，但总算从重压下逃脱出来了，逐渐的过上旧中国下层小职员水平的生活，对一个农村出身的妇女说，这也许是较好的命运了。

如今母亲已经70多岁了，1968年母亲父亲从东北的沈阳被遣送返回河北宝坻老家。两位老人得衣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和某些家庭一样，老夫妻间因为性格不对头，经常吵嘴，但这并不碍日常的生活。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最初的名字叫李伦，这是按的家谱的规定起的名。每隔一代都要取家谱中规定的一个字起名，比如凡是和我同辈的人都用“兆”字，因此我原名叫李兆祥。父亲是我上一辈，所以他们那一代是以一个字为名。

后来，父亲到外边工作时他的名字是李星海。我想这是他自己起得名字，但不知是什么意思。另外他还有一个名字，我在他中年以前的书上见有“李新吾”的字样。“新吾”那时他可能是要求上进的，并且也许是个革新派吧。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实人，甚至是比较保守的。

也许从他上一代人看他轻壮年时期，会觉得他可能有某些新的地方。

父亲年轻时读过“私塾”，即由一个农村的老先生教几个或十几个学生，这是旧社会孩子上学的唯一方式。因为家庭纠纷，他很早就去到外面去谋生。在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他曾在一支军队中当过一个短时期的文书，后来因败仗而逃回家了。在家庭呆不下去，于是连同我母亲一块被赶了出来。

当时父亲母亲寄居在天津我姥家。我姥家是个工人家庭，两个舅舅、一个姨都是工人，在旧社会自然也是勉强维持生活，不能长期寄居下去，后来我父亲各处奔走找职业。

后来天津招考“北宁路”（即现在的山海关到哈尔滨的大铁路）路警，父亲考取了。要到东北区就职，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意父亲到东北做这种职业。但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又不能长期寄居下去，父亲只好只身到东北就职了。

那不过是在新建的一个小车站背枪护路的路警，一个最低层护路的安全保卫人员，收入自然是极低的。

父亲虽然曾经在旧军队工作过一个短时期，但在我眼中他一直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又不长于言谈的老实人，他又是一个总带有几分书呆子气的人。我想他对自己的职务一定是很不习惯和舒服的。但那时是无法选择职业的。

母亲后来也投奔父亲来到了东北。那时在衙门警（“大都线”上一个十分贫瘠、荒蛮地带中的小车站。）找到了一间小土房居住下来。新成家，自然一切都是很拘谨的。当时我父亲的收入是微薄的，不足以维持家庭，我的母亲不得不接受周围邻居的一些针线活，得一点收入接济生活的拮据。当时能经常做新衣服的人是不多的，在那贫苦地方住的人自然也多是贫苦的，求做活的人多是小车站的独身者，他们多是收入不多的小职员或铁道工。如前所说我母亲是个热心肠人，有时贫苦农家出身，所以不嫌旧破，尽量帮他们把衣服缝补起来，收极低的手工费。因为多是熟人，往往帮助缝缝连连，常常不收取他们报酬，这对维护我们家庭的群众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