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吃、住、累”的日子

李晓东

1970年9月2日，我和全体同学们参加了县里召开的万人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接着，一辆辆破旧的敞篷大卡车满载着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开赴他们完全陌生的偏远农村, 我就是其中的一名中学生。

知青的吃 开始，生产队派一人专门给我们做饭。大家只管上工，下工回到青年点吃“现成的”。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不知为什么给我们做饭的“炊事员”不干了。此后，我们只好一人“一盆伙”地“各自为战”，也就是自己做饭自己吃。自己会做饭的，吃得就可口一些；做不好饭的，就得经常吃夹生的饭。由于人多锅少，先抢到锅灶的自然先做饭，饭可以及时吃到嘴，时间也充足可以吃得饱；轮到最后使用锅灶的，饭尚未熟，或尚未吃饱，上工的钟声就敲响了……于是，只能随手抓两个玉米面大饼子边走边吃地上工了。

困难还不止缺少锅灶，因为生产队的分值低，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多少钱，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得千方百计的节省。那时候，日常生活的各种物质十分匮乏，特别是粮食作为国家统购统销的经济作物，国家发给每家每户一个粮食本儿，实行按人按月定量供应。吃不饱，也有钱也无处买。那个年代最短缺的是吃的，我大约记得，那时候小孩子每月的供应量17斤，中学生和成年人每月大约是23.5斤，只有重体力劳动者每月才供应27斤。当年每人每月限量供应大米仅3斤，逢年过节若想改善生活，人们只好到黑市（自由市场）私下高价购买。当时大米每斤0.40元，差不多可以买4斤玉米面。

人们若是隔上10天8天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就会感觉到非常的依足。我下乡的生产队是种植水稻的平原区，每人每年都会分到300斤大米，但是谁也舍不得天天顿顿吃大米饭。因为若吃大米饭，一个人一顿吃掉一斤都不觉得饱，而若将一斤大米换成4斤玉米面，就足够吃一天的。所以，大家都是上顿下顿的玉米面的大饼子，而且半年不换样。吃得我们一点没有了胃口，只觉得那粗糙的玉米面嚼到嘴里就散花，到嗓子眼儿就打噶（ga咽不下去），每个人都发誓：“一辈子不吃玉米面大饼子都不会再想它，下辈子再不吃玉米面！”

知青的吃菜也特别单调，我所在的生产队，不种蔬菜，所以一年到头基本是天天不换样的白水煮白菜。根本没有肉，也没有油花，放些咸盐和酱油就算是全部作料了，连葱花也没有。大家最常做的饭菜就是“一锅出”，大铁锅的底部是白水煮白菜，周围贴的是一圈玉米面大饼子。到了秋天会好一些，土豆下来了会放些土豆，生产队开了粉坊、豆腐坊，有时会放些粉头或豆腐。白菜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就算我们当年最好的佐菜了。实在嘴馋的话，有人会趁回家之机，炸一罐头瓶肉酱或炒些盐豆用来佐饭。一旦有人拿出这样的好吃的，就会被大家一哄而抢，随即便一扫而光。

知青的住 青年点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门窗的玻璃早被打碎换成了塑料布，房子上面的瓦坏了，夜里躺在炕上仰面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夏天还好，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到了冬天可就遭罪了，外面下大雪屋里飘雪花，严重的是，刺骨的北风不顾一起地从门窗的缝隙和房子顶上挤进来，冻得水缸成了大冰坨，冻得脸盆起鼓。大家没有水做饭，没有温水洗脸，一周洗一次脸是常有的事儿。

这种经历，短则3～5年，长则十几年，必须经过这段“有期劳改”后，知青们才得以返城。这期间受的苦、遭的罪，只有自己才有切身的体会。知青们渴望着早日返城，渴望着早日分配个稳定的工作。

知青的累 知青们在这一片黑土地上，每天任凭风沙在我们脸上无情地抽打。每天任饥饿把我们饿得前心贴后心，由于年龄小，我们只感觉每天10多个小时的农活严重超负荷。酷热的夏天，我们的每一滴汗水都要被摔成八瓣儿，后背要被烈日晒得脱落几层皮；寒冷的冬天，我们在冰天寒地里冻的浑身发抖，手脚像被猫咬了一般。

乍暖还寒的春天，农活要抢抓时节。旱田要刨茬子、翻地种地，踩格子、撒种子……水田要挑苗、插秧。水田插秧，男劳力要负责挑稻苗，肩上要担着一百多斤稻秧的担子，走在一尺宽的泥泞池埂子上，一担就是一天，任凭肩膀红肿却从不能喊一句累；从太阳升起，一直挑到太阳落下西山。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抡大锤、刨粪堆。我们生产队一年积攒下来的牲畜粪便堆得有两米多高，10米多长的一座梯形大粪堆。经过一冬的严寒，粪堆早已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了。每年开春，生产队要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抡大锤，先把石头一样硬的粪块儿刨下来，再用牛车运到地里去，干刨粪这种力气活儿自然少不了知青。

零下30度的天气早把粪堆冻得像水泥一样硬邦邦的。任你抡圆了铁镐，刨下去只留下一条白印或者一个小洞，要想刨下一小块粪，得抡上十镐八镐才行。这种活对于小伙们来说，干个一天两天还可以，大不了第二天腰酸腿痛再举不起来大锤。多数人三天之后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一碰针扎似的疼，一周后，胳膊肩膀都肿了，大家躺在被窝里还伸着巴掌数谁手上的泡多。

刨粪活儿，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干上十天半月的，直到把大粪堆削成平地，再把刨下来的粪都送到了地里，我们手上的血泡都变成了又厚又硬的老茧，刨粪堆才算结束了。

烈日炎炎的夏季，旱田要锄地、水田要薅草。由于烈日当头，铲地锄草的活特别辛苦。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汗如雨下，掉地下的汗水每一滴都要被摔成八瓣儿，后背早已被晒得脱落几层皮。让我们切身的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如果仅仅是被太阳烤得汗如雨下，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难事。对刚刚接触农活的知青来说，最难的就是准确地把草铲掉，把苗留下来，而且要松土到“根根露肉”（锄尖儿要铲到小苗的根部）。若能掌握如此高超的技艺，必须是经过几年铲地实践的“老把式”。对于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来说，最担心害怕的就是铲地的过程中，不小心铲掉了苗却留下了草。如果没人发现，算我侥幸过关。如果一旦被身边的人看到，轻者，理解你是不小心；重者，恐怕要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种“铲苗留草”的行为，明显就是故意破坏合作化，是有意的铲掉了“社会主义的苗”，留下了“资本主义的草”。如此严重的大“帽子”，恐怕任何人都承受不了的。

每每想到这里，握着锄头的手就会不听使唤的颤抖，不敢再轻易的下锄头。越是这样胆小怕事，越是容易铲掉苗，铲地的速度就会越来越慢，被别人落的也越来越远。别人铲到地头了，我还滞留在后面很远。别人歇气了，我还在挥锄。别人回家了，我仍然一个人还在地里……那种心惊胆战、疲惫不堪和埋怨自己笨的复杂心情涌上脑海，我体会心累的感觉要比身体的劳累更难以承受。

水田薅草，不像收拾自家的小菜园，看见杂草随便薅几下就完活了。那几十亩上百亩连片的稻田，稻草混杂、稗草茂盛（那时尚无除草剂），只要哈下腰，半天你都不能再抬起来。一方面是草太多，若时不时地直直腰，恐怕早被别人落在后面了。一旦落出较长的距离，无论你再怎样加快动作，再也撵不上“大帮”了。另一方面薅草也是一个技术活，因为稻苗和水草外表形状和颜色都极为相似，没有实践经验是无法瞬间准确辨别的。必须有较多的实践经验，才能秒辨出哪些是苗、哪些是草？

无论是铲地还是薅草，每天都要弯腰10个小时以上。那种感觉，腰痛得就好似折了一般。

麦收的尴尬，我忘不了那年的夏季麦收，我自作聪明地多了个小心眼儿。害怕麦芒会扎满衣服，也为了省着洗衣服费劲，我独出心裁地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拔麦子。结果，我的后背被烈日晒秃噜了皮，前胸被麦芒扎得密密麻麻的红肿一片。由于麦芒扎进了皮肤里面，“如芒在身”痛得我一连十几天不敢穿衣服，躺不下、睡不着……别提多难受了。

秋后的割地。农活往往看着容易干起来难，割地就属于这种看着容易干起来难的活计。秋高气爽的秋天，眼前的大地一片被阳光涂抹的一片金黄，那是农作物成熟的季节，也是农民收获的季节。生产队长和打头的领着全队的劳动力，沿着庄稼地的地头一字排开，秋收的第一镰即开始了。

割地不是随便乱割的，大概是按照庄家秸秆的高矮来确定。一般是割高粱7根笼，割玉米、水稻都是6根垄，割黄豆5根垄。以割高粱为例，那长长的高粱秸长在地里时还老老实实的，一旦割下来，离开地面的高粱秆便不听话地在你手里七扭八歪地“耍叉”。要不了多久我就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周围的人都割到我的前面，自然而然给我留下很长一条待割的庄稼，俗称“门帘子”。每次割地，我面前的“门帘子”总是长长的……别人歇憩了，我在割；别人收工了，我还在割。满手都是血泡，却不敢松开镰刀，生怕重握时疼痛难忍……

割水稻也有技巧，每人6根垄，水稻的秸秆又细又软很容易割下来。但队长有要求，不能丢“一刀草”。意思是说用镰刀割水稻的时候，刀要平放一些，后手不能太高。后手若过高，留下的稻茬就会很高，那么就丢了“一刀草”。一次，队长曾经批评我身边的一位知青丢了“一刀草”，由此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再割水稻的时候，我分外加小心，不敢丢掉“一刀草”。

割豆子每人五根垄，大家一字排开。割下来的豆子随手放到身后，两米左右形成一小堆。割豆子要手脚协调配合，右手用镰刀揽到豆子，左手轻轻往后掰一点豆秆，再用镰刀轻轻一割，豆秆就会轻而易举地断了下来。先将割下来的豆秆放在左脚上面，待再割一刀，割下来的豆秆多了再放到身后。而我一味的凭蛮劲硬割，割不下来就硬拽，拽不下来就俩手一齐使劲把整棵的豆子连根拔下来。

割豆子有两个特点：一点是豆子的秸秆矮小，这样就必须得弯大腰；第二点是豆荚特别坚硬，扎手会很疼。我个子比较高，不得不大弯腰，一天下来，腰痛得就好似折了一般；另一方面我没戴手套，又尖又硬的豆荚扎得我满手冒血。

开始，我在心里鼓励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得能吃苦”。收工后，我的左手早已被豆荚扎得血肉模糊，右手拎着沾满鲜血的镰刀，疲惫不堪地回到青年点，连拿玉米面大饼子的手都不敢抓紧……

冬天打“冻场”。冬季，农民会利用零下30多度的严寒，把地面冻成像铁一样坚硬的“镜子面”。然后，把收割回来的粮食放在“镜子面”上面碾压脱粒，这就是打“冻场”。

我们生产队的场院特别大，院墙是用厚厚的泥垛起来的。靠南面的一侧散堆着几垛高低不同的杂粮，有高粱、大豆、谷子和成堆的大玉米棒；靠北面的一侧整齐的堆着十几垛高高的稻子垛。看着生产队场院里面那一垛垛堆放整齐的粮食，心里别有一番喜悦的心情。

场院的中间部位，就是那块“镜子面”。我们先将高粱、大豆和谷子等杂粮铺平在“镜子面”上面，然后由年龄大的老农民赶着老牛，拉着重重的石头碾子慢慢地碾压十几分钟，再翻一次场。而我们年轻人的任务就是翻场(长长的二齿叉翻动秸秆)。就是这碾压的十几分钟，也是我们打盹的宝贵时刻。

三九天北风呼啸，也是我们“夜战”（贪黑打场）的时刻。那时候经常停电，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天天“夜战”。一天的睡眠时间也就5～6个小时，年轻人困得常常站着就能睡着。三九严寒、半夜三更的在野外打“冻场”，必须得有一套保暖的袄裤。那个年代根本没有羽绒服和雪地靴。只能把大棉袄使劲一勉，再用自己搓的草绳往腰上紧紧的一系，那保温的效果顿时就提高了许多。如果再穿上大头鞋，戴上狗皮帽子和棉手闷子，那就一点儿也不冷了。

如果是打稻子，则由女劳力解“稻捆”，年长者“捆稻草”，而年轻人的任务就是“上机器”（脱粒）。这种流水线似的农活，有时会让人困得受不了，年轻人站在脱粒机前稍一停顿，竟然能打一瞌睡。当然，也有心眼多的知青，困得实在挺不住的时候，就偷偷地躲进那稻子垛的空隙“迷糊”上一小会儿。为了不别人发现，再用刚刚捆好的稻草捆遮盖住自己。其实，用不了多久，凛冽的寒风就会把你冻醒。如今，一想到当年的“夜战”，深更半夜在外面被冻得透心凉那才是遭罪！

脱完粒的稻谷需要装进麻袋里再垛进粮仓，扛粮进仓的重活自然少不了知青。满满一麻袋的水稻是130斤，玉米是180斤，要立式地扛在肩上，走在一尺宽的跳板上两米多高，再自己将粮食倒进粮仓……

辛苦自然是辛苦，但是，大家最盼望的是“夜战”收工后的那顿夜宵。自然又是热呼呼的“白对白”可劲造，吃得大伙全身暖呼呼的，撑得每个人肚子都鼓鼓的。

身体透支的“出民工”。每到秋季，县里或公社都要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上级将这些工程的劳动量，按照各公社的劳动力数量分配到各乡镇，再分解给各大队及各生产小队。即以各公社为单位，组织成千上万的人，用最原始的锹和土篮，靠手挖肩挑，修水利工程。比如改河道走向、挖河清淤、修水渠、建水闸、垒堤坝……

所谓“会战”，就是采用人海战术，民工多如蚁，敲锣打鼓地形成一种规模宏伟、气氛昂揚，场面壮观的气氛。整个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彩旗飘飘，锣鼓喧天，还树起许多高音大喇叭配合战地宣传。一会是高声诵读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一会又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共产党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等红色歌曲大联唱；过一会又喋喋不休的报道，哪一处工程提前完成任务，哪一个公社的民工团干劲冲天！真可谓是捷报频传……大喇叭不停地宣传鼓动，人人奋力争先。

说心里话，农民谁都不愿出民工，因为干这种活全凭体力，别说年龄大点的人干不了，即使年轻的小伙子如果身单力薄、身体素质稍差的年轻人，不仅会体力透支而且会伤了身板（我曾看到有民工累得吐血），特别是那些从偏远东部山区来的民工，根本吃不到大米饭，只能吃高粱面的大饼子，结果人人大便干燥，拉出的粑粑也都是黑褐色的。

因为修建水利工程，主要是由人肩挑背扛、手推单轮车，用铁锹一锹一锹地挖土方……生产队长不愿意把这累死人不要命的活，分派给农家的子弟去干，因此便把出民工的活分派给知青去干。

出民工最脏最累的活要数挖河道、挑土方，可不是轻轻的挖土，慢慢的挑篮。迫于工程的进度的要求和会战现场那种政治氛围，每个人都必须争先恐后的表现自己，生怕被评为落后分子，所以人人疯狂的挖土、拼命的挑篮。可以说，装满沙土的篮子那可是100多斤重啊，还要来回快步地挑到几十米外的堤坝上面。时间一长，肩上的重担就会压弯了腰，磨破了肩，挑坏了土篮。

我担着装满土的重担，在往返几十米的运距中，一天要跑上几十个来回。那原本稚嫩的肩膀，半天就被压出了血印。为争一口气我索性甩掉外衣，光着膀子任凭扁担磨肩膀。结果，两三天就把肩膀磨红、磨肿、磨“起沙”、磨掉皮、再磨出茧子……此后，再如何压也没有了知觉。只觉得胳膊酸痛得连端饭碗都打颤，满手的水泡让你五指无法并拢……

出民工虽然累得要命，但对知青来说也不是一点儿没有吸引力的。我们下乡的地方属于水稻产区，只要出民工，生产队就会统一“开伙”（送饭），而且一准儿是大米饭炖豆腐（俗称“白对白”），让大家“可劲儿造”！知青们就会敞开肚皮可劲儿造上一顿！大家吃得那叫香，香得根本就不用细嚼慢咽。那刚进到嘴里的白米饭和白豆腐，自己个儿就往嗓子眼儿里面钻，再不像那粗糙的玉米面大饼子咽不下去。所以知青普遍愿意出民工。

望眼欲穿的返城。那时，知青返城的指标很少，比起当今的高考要难多了。以我本人为例，我是1970年9月2日下乡插队，由于我“表现比较好”，1974年12月被大队批准为第一个返城的知青。知青返城，说起来很简单平常。其实，由于返程的指标太少，知青又多，有限的指标到底分给谁？让谁先回去？这其中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其中关系错综复杂，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知青返城的指标是由公社给到大队，经大队书记和主任及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再将指标分给各小队。我所在的大队只有三个小队，三个青年点的知青总共约50人，那一年给大队的返城指标仅2个。50人仅仅有2个返城指标，可想而知竞争有多么的激烈。当大队把返城指标公开后，有人针对我提出异议：“凭啥呀？为啥给他不给我？”大队领导反复做思想工作之后，才终于平息了这场争议。

事实上，我所在的“青年点”还有十几位1965～1968年的知青尚未回城，他们大多在农村呆了8～10年，最久的呆了12年。

说起当年知青生活的甘苦，我会有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感受。也许如今的年轻人并不相信，但我却把这一切留在了心底。我以为，正是当年那段知青生活的苦日子，锻炼了我的强健体魄，培育了我直面人生，勇于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也为我增添了不被困难和挫折所屈服的勇气。有了当年那段知青生活的锻炼，我觉得再没有什么不可以克服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