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乔志强博士

宗绪升：听说你之前学习的是历史学专业，那么你是怎样由历史学转向对书画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呢，请谈谈你的学习和学术经历。

乔志强：多谢绪升兄的关注和访谈！我大学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的都是历史学专业。我1999年7月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西北大学社科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硕士学位，2002年7月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的当年，我报考了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博士，考分还不错，但因诸种原因在该专业无法录取。当时，陈振濂先生刚调入浙江大学不久，他很乐意在浙江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里招收跨专业的博士，文史类的考生更受欢迎。后来又了解了我以前的学习背景和研究情况，就这样转到了陈先生的门下，转而攻读中国书画篆刻史学方向的博士学位。2005年6月毕业获博士学位，之后便来到湛江师范学院（现更名为岭南师范学院）工作至今。

宗绪升：转专业的学习顺利吗？请谈谈你在专业学习转向过程中的感受。

乔志强：应该说整个博士阶段的学习是比较辛苦的，当时的压力非常大。虽说书画史、美术史依然属于“史”的范畴，但具体的学科门类史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相比，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还是有较为明显的学科差别的。与书法或美术专业出身的同学比，那时自己无论在书画专业知识的掌握还是在文献的积累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欠缺。之前对书画艺术和书画史知识的了解都比较肤浅和零碎。从导师方面说，陈振濂先生在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领域都是卓有造诣的名家，他对门下的博士生在学术上的要求也是极为严格的。忝列颐斋师门下，在感到庆幸与自豪的同时，也背负了较为沉重的学业压力，深恐因自己的愚钝而有负师教。好在有良师引路，三年来，蒙颐斋师之不弃，于学业上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受益良多。陈振濂先生在异常繁忙的工作节奏之下，坚持每周二上午为研究所里的博硕士生们上课，听取大家读书及研究进展等情况的汇报。在严格要求的同时，陈先生也身体力行地在师生间倡导学术争鸣，为我们营造了自由而又浓烈的研究氛围。并且，他会根据我们每位同学不同的专业背景和学术专长予以针对性的指导和真诚的鼓励，这使得我们转专业的过程不是那么无趣和苦闷，反而反而渐增了学习的兴趣和研究的信心，感觉越来越好。

宗绪升：你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的研究，你选择这样一个研究论题的原因是什么。

乔志强：我入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参与的第一个研究项目是《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的编纂工作。当时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在即，陈振濂先生带领研究所的十余位博硕士，包括史长虹、徐清、胡志平、林如等，还有博士后张建军老师，组织编纂《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通过参与这项工作，查阅文献，钩沉史料，使我对西泠印社这一百年名社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知，也借此对百年书画史、篆刻史、印学史增进了了解。也就是说在我专业学习的过程中，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便是一个著名的艺术社团。后来在阅读有关中国近现代绘画史、美术史著作的过程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画社、画会组织之类的字眼呈现眼前，如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宛米山房书画会、清漪馆书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蜜蜂画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等等。感觉林林总总，炫人耳目，渐渐引起了我对绘画社团问

题的关注。

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联系我之前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各种社团与社会群体的研究一直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热点的学术话题，如朱英、马敏等人对近代商会与商人群体的研究、桑兵对晚清学堂学生及清末新知识界社团的研究、熊志武对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的研究，等等。学术界对社团和集群的研究趣向我比较了解和关注，所以在接触了近现代书画史和诸多的画会组织之后，我隐约觉得近代绘画史上同样存在着一种较为突出的“社团现象”，它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后来查阅有关的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坚定了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宗绪升：你提到近代绘画史上存在着一个“社团现象”，请问这些绘画社团大量涌现的原因是什么？

乔志强：是的。绘画社团的大规模涌现，是中国近代绘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现象。据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等相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20世纪上半叶，全国各地及海外留学生组织的各级各类美术社团就多达300余个，这在几千年的中国美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美术社团大量涌现，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政治层面看，近代以来剧烈的政治及社会变革让文人学者及书画家们无所适从，大批从满清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的前朝官僚和仕途受挫的文人，纷纷转而成为专业的或“票友式”的书画家，以书画自娱或谋生。而面对国家民族的危亡，个人政治前途的迷茫与失意，近代的书画家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求政治和艺术上志同道合的知音，更渴望在自己的组织内讨生活，书画家们结社组会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此外，近代兵燹战乱之中，大量珍贵书画文物遭受破坏纷纷流失，这也是促使画家结社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希望借助社团和群体的力量，在动荡时局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古书画文物。

从经济层面看，近代绝大多数美术社团集中分布在沪、苏、浙、粤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大中城市都是商贾云集的富庶繁华之地，而抗战爆发前，西南、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则绝少有绘画社团的组织与活动。其中上海一地美术社团的数量占据近代书画社团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上海自开埠以后，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和官僚买办热衷于书画及古玩的收藏，于是，一个潜力巨大的书画艺术市场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书画家前来寻求发展的机会。希望在上海淘金的书画人士众多，但对一般的书画家来说，想要在名流云集的十里洋场扬名立足，又谈何容易？在这样的情势下，客观上也需要有类似商业行会的社团组织以保障书画家的切身利益。由是，书画社团恰好充当了书画家和书画市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加入社团组织，会员间的交流与切磋，既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艺术水平，提高知名度，扩大社会影响，又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市场信息，从而达到推销自己的目的。

从文化层面上看，书画社团的大量涌现，是近代中西文化全面冲撞融合的产物。首先，传统文化及国粹沉沦之刺激，是近代书画社团大量涌现的文化诱因。20世纪之后，一向被人们视为国粹的传统书画艺术却在西方文化艺术的冲击下节节败退，这深深地刺痛着书画家们的民族自尊心，同时也激发了他们重振书画艺术，以文化救国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结画会、编刊物、办展览，希望靠群体的力量振兴民族艺术，与西方人和日本人争胜。其次，近代学校美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为绘画社团的大量涌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综观近代美术学校与美术社团的发展，二者虽不完全同步，但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美术社团发展的鼎盛期，差不多也是学校美术教育发展的高峰期，美术社团集中的区域，同时也是美术学校集中的地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再次，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的发展为绘画社团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影响和传播途径。书画社团通过报刊杂志等近代传媒及时地播向社会，最大限度地扩大了社团在书画界以及整个社会上的知名度。可以说，如果没有报刊杂志及近代传媒的繁荣与发展，近代相当数量的书画社团恐怕早就为历史所湮没，也就不会有近代书画史和文化史上如此精彩的社团现象的出现了。宗绪升：绘画社团对中国近代画坛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乔志强：为数众多的美术社团的存在及其活动，对民国画坛格局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画坛，上承清代“以地别为派”的余绪，以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地域性的绘画群体。就全国而言，民初有三大绘画重镇，即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域性绘画集群与绘画流派的形成，与绘画社团的大规模涌现是分不开的。

比如，说到京派绘画，人们马上会想到中国画学研究会和湖社画会这样的绘画社团组织。海上画派则成员众多，名家辈出，曾先后出现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宛米山房书画会、清漪馆书画会、东方画会、天马会、晨光美术会、艺观学会、蜜蜂画社、中国画会等上百个画会组织。而地处南方的广州，最早受到西方文化的洗礼，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岭南画派的崛起，为广州在近代画坛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以“清游会”“春睡画院”及“国画研究会”为大本营，分别形成民国岭南画坛上新旧两派艺术力量，他们彼此间的矛盾与斗争，共同推进了岭南绘画艺术的发展。可以说，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绘画社团，共同构筑了近代画坛发展的总体格局。

宗绪升：除了社团研究研究之外，你在学术上还有哪些关注点，做过哪些工作？

乔志强：《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参加工作之后，我对之进行了修订、充实和完善，于2009年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相关的研究也算暂告一段落。近十年来，我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的相关研究。在浙大读博期间，陈振濂先生带领我们做“百年中国绘画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课题，我当时也写过几篇相关论文，如《论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时期美术史研究的影响》，《论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之建立》，后来发表在《美术观察》杂志上。近年来我一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也撰写了《论20世纪中国美术史观的嬗变》《美术期刊与中国近代美术史学之发展》《关于中国美术史学史学科建构的思考》等系列论文。后来以此为题申请到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个人专著《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一书，2016年8月由广东人们出版社出版。

另外，我在学校里承担的主要教学工作是为书法专业的同学讲授中国书法史、篆刻史、古代书法理论、书法美学等书法理论课程。出于教学方面的需要，编写过《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一书，2012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2016年8月修订再版。

宗绪升：除了书画史论研究之外，你在书法实践学习方面的情况如何？

乔志强：在书法技法和实践学习方面，我尚是一个初学者，未入其门。我在学校为书法专业的同学讲授书法史、古代书论等相关课程，涉及对历代书家和书法作品的分析和解读，缺少技法学习和实践体验的话，可能导致对书家和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所以近年来我也在有意识地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在教学和研究之余，也临习临习书法，让同事和师友们指点指点。楷书临习智永《千字文》、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行书临习《集王圣教序》，草书临过《书谱》和《十七帖》。但很惭愧，尚不得其法，未入其门，书无百日工，诚哉斯言！学习过程将是漫长而艰辛的，不过书法的学习的确带给了诸多的快乐和精神享受，我想我会坚持学习下去，期待能有所进步和提高。

附：乔志强简历

乔志强，1976年生，河南淮滨人。1999年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社科系，获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获博士学位。2013年9月至2014年7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访问学者。现为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在《美术研究》《美术观察》《美术与设计》《美术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有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中国书画》（文摘版）、《朵云•中国美术史学》《2012年度中文文艺论文年度摘编》（陶东风、张未民主编）等全文转载；著有个人专著《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编著《中国古代书法理论解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该书修订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于2016年6月出版）；参编《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西泠印社社藏精品集》、《晚清社会与文化》等著作；主持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