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祖菁兄好，请谈谈你博士论文的选题？

崔祖菁：绪升兄好，读博期间我的关住点是明代的艺术生态，所做的论题是《明代艺术品“雅贿”现象研究》。

宗绪升：什么是“雅贿”？“雅贿”与“俗贿”的异同点？

崔祖菁：贿赂是一种非法的交换行为，就当事人而言，往往是一方掌握着某种值得利用的权力，而另一方则希望实现一个通过正常渠道所不能实现或难以实现的意图。这种以一定的回报获取正常途径所无法获取的收益，多以牺牲国家或他人利益为代价。这是贿赂最一般的特点。“雅贿”的含义即是以书、画、古玩等风雅之物作为媒介，对利用对象行贿赂之实的一种社会交往行为，其目的同样是希望在不正当的竞争中获利。作为一种贿赂形式，“雅贿”与俗贿有很多相同点，但也存在某些区别，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从载体上看，俗贿的媒介是俗物，而“雅贿”则是雅物。俗物有一定的价值参考体系，其价值显而易见；雅物的价值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从安全的角度上看，“雅贿”的安全性要远高于俗贿。古代官场重“德”，道德是官员的重要考察标准，贪污会让他们的名声狼藉，也会受到法律的惩处，所以，贿赂的当事人都会有意识地进行保护，贿赂行为都会采用遮人耳目的办法进行。此外，为了有效地达成目的，还会采用能够打动利用对象的方法，乔装打扮其行贿行为。以“玩赏”为幌子掩盖下的“雅贿”可以使贿赂行为变得“高雅”，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艺术品的“往来”既可以掩盖贿赂的真相，甚至还能够得到儒雅的好名声。俗贿满足的是人的贪欲，权钱交易的背后，既有人格的代价，也有被惩处的风险；“雅贿”不仅保护了当事人应有的尊严，也能有效地遮人耳目。艺术品是极好的贿赂媒介，可以满足行贿过程中很多环节的要求。

从功利性上看，俗贿的目的性比较直接，通常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即办什么样事就要出相应的价码，收了财物就要办好相应的事情。所以，俗贿的功利性明显，带有买通的特点。“雅贿”常常以“雅玩”为借口，有投其所好的特点，因此，“雅贿”容易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交往混淆。

以艺术品为媒介的贿赂，会更容易找到“交往”的共同语言，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艺术品的不仅具有普通俗物的所有特性，还具有普通俗物所没有的审美属性，因此，“雅贿”具有俗贿的所有功能，却比俗贿具有更强的活动能量。

宗绪升：从明代的历史进程上看，“雅贿”与“俗贿”在形成风气的时间上有什么特征？原因怎样？

崔祖菁：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雅贿”与“俗贿”发生时间并无先后差别，但从风气的形成期上看，“雅贿”成为风气要稍晚于俗贿。其原因大略如下：

第一，明代前期，物质条件匮乏，人们对财物自然会给予更多的关注，渴望拥有财物的程度也会更高。从贿赂的载体上看，其初始阶段多以金钱等俗物为主，且数目并不太大，例如胡惟庸为了升官，贿赂宰相李善长的黄金数目也不过二百两。在物质条件匮乏的时期里，行贿者多以财物为媒介进行贿赂。

第二，随着经济渐渐地好转，物质生活资料有了保障，特别是文人阶层成为有闲阶层后，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此前那种一般性的财物贿赂已经不能让他们的贪欲得到满足，打动他们的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贿赂的价码。汪道昆想复官，所需的银两比明代初年胡惟庸时期的数目就大得惊人，生活优裕的汪道昆也感叹跑官乏资。二是投其所好。当物质条件到了让这些有闲阶层足以享受生活的时候，他们普遍地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感，于是艺术品便走进了他们美化生活、慰藉精神的视野中。行贿者便会投其所好的顺应这种需求。王世贞的《觚不觚录》就说明了贪污受贿者先俗物后雅物的发展过程：“分宜当国，而子世蕃挟以行黩，天下之金玉宝货，无所不致，其最后乃始及法书名画，盖始以免俗，且斗侈耳。”

宗绪升：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其在交往中特有的“亲和力”？

崔祖菁：亲和力即是使人容易亲近、愿意接触的一种力量。明代的官员大多文人出身，多少会有一些雅好，画古玩之类的艺术品无疑是最有可能让他们动心东西，以此类雅物交往很容易产生共同语言，迅速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因此，艺术品作为“开路先锋”，可以起到良好的功效。这种功效就是艺术品特有的“亲和力”。

艺术品的审美特点、愉悦人的特点，更容易产生某种亲近感，经常被贿赂者加以利用。这种亲近感又很容易转换成亲密无间的“友谊”，在某种时机到来之时，便很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去关心这些投缘者。明代不少官员十分清廉，能够抵制住金钱等物质财富的收买，却挡不住艺术品的诱惑。

艺术品的亲和力在于其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因为艺术品具有的这个特别的功效，常常被用来作为贿赂的手段。亲和力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契合，有了这种契合，交往的双方就会产生相互的某种认同感，以此为基础，相互之间利益的转换就会更加容易。收、授贿赂的双方，通过这种相互“亲和力”的构建，会产生合作的意向。

周忱是永乐二年进士，善于理财，其巡抚江南之时，变革了江南地区长期以来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江南一带出现了生机，特别是苏州地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他在地方的丰功伟绩得到很多人的赞许。史料中也有关于周忱献媚大太监王振的非议，在周忱贿赂王振案例中，周忱可谓用心良苦，正是采用了“雅贿”的手段。周忱为了在地方上有所作为，不得不处理好与王振的关系。凭借与王振的关系，周忱得到了很多好的地方政策，在江南做了很多好事，为百姓减少了很多负担。

应该说周忱确实是明代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官员，但不管动机怎样，他雅贿王振也是事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这种关系只能靠贿赂、讨好来维系。这种病态的官场关系，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就要想办法先保全自己。假如不是这种官场风气，周忱一定会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在王振死于土木之变后不久，周忱失去了自己“靠山”，在一片弹劾声中致仕。

宗绪升：从明代的“雅贿”现象看，它对一定时期的艺术生态影响如何？

崔祖菁：有生存就有竞争，有竞争就一定有不正当竞争。社会发展需要竞争，但是，不正当的竞争不仅不能保护公平竞争所带来的积极性，而且还会挫伤社会的公信度、败坏社会的道德风尚。作为不正当竞争的一种，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贿赂的问题是一个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危害至深。毫无疑问，从社会的角度上看，“雅贿”是一种丑陋的社会行为，“雅贿”现象是一种丑陋的社会现象。

从艺术的角度上看，“雅贿”现象作为艺术生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与艺术相关的方方面面自然有割舍不去的关系。与“雅贿”现象相关的艺术要素大致有艺术品、艺术家、艺术品市场，甚至与艺术品审美、艺术品收藏、艺术品评品、艺术思潮等方面发生关系。由“雅贿”而形成的艺术生态环境，尽管是一个另类的艺术生态，它也是艺术生态一部分。这个另类的艺术生态处于一种变动不居的变动状态，它的影响大小与一定社会“雅贿”风气的厚薄相关。从明代的总体趋势上看，“雅贿”之风呈渐浓之势，这个另类的艺术生态环境也在逐渐增大。但是，无论这个生态多么大，毕竟涵盖在整个社会的艺术生态之中，它们之间并非是简单的机械组合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能动关系。

“雅贿”对艺术领域中诸要素的影响，以对艺术家、艺术品市场的影响最为直接。从艺术家上看，“雅贿”作品用量多的艺术家无疑可以既得名又获利；名气大的艺术家，其作品自然会更多地用来“雅贿”。从艺术品市场上看，艺术品进入市场，就形成了一种供求关系，无论是销量还是价格，都完全遵守商品经济的规律。当“雅贿”成风时，艺术家的创作产量会普遍增大，艺术品市场也会在供求关系的拉动下水涨船高。

这个另类的艺术生态环境，其作用无疑也如同艺术的其它生态环境一样，也有其积极、消极的两面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