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张恨无博士
宗绪升:你的硕士论文是写徐渭的吧?
张恨无:是的。2001年进入苏州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严迪昌先生,清代文学研究的执牛耳者。可惜,当时严先生因病给我们上课并不多。即便如此,我也有很大的收获。高山仰止,虽然我达不到,我仍时时把先生作为治学的崇高榜样。当时我对徐渭有强烈的兴趣,因为正好他的个案研究可以横跨文学、书画、戏曲等许多方面,我先做文学,可以为以后书画研究打下基础。本来还要写徐渭散文的,可是后来一看字数,已远远超过硕士论文的容量,故而仅限在诗歌方面。徐渭的个案研究是我学术研究的起步,毕业后仍然搜集有关徐渭的材料,预备以后继续做下去。现在仍然萦绕于心,不能忘怀,只是杂事太多,已过去十多年了,还无法重新捡起徐渭研究,真是无奈。
宗绪升:你为什么选择书画装潢装裱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张恨无:当初这是不得已的折中办法。我的博士专业是苏大艺术学院设计艺术学,那么你的论文主题就必须是设计方面,同时又要与书法沾边,也就是说是两者的交汇领域。起先选的方向是碑刻,已经搜集了一些资料并做了阅读与整理。可能考虑到不太好做,到了第三年,华先生说,还是做书画装裱吧。起初我还有点不情愿,因为更愿意做纯书法史研究。后来做着做着就很有兴趣了,它使我能够从大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书法,比如书法与环境、建筑、园林景观、展览、印刷、雕刻等的互动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书法本体。并且为以后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当代书法展览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我能以较宏观的角度来看书法,那得要感谢华先生。这篇论文从选题到成稿是在两年时间内完成的,写了二十万字左右,可见是多么匆迫,粗糙也就在所难免。不过这是第一篇专门做装裱研究的博士论文,当年盲审导师之一黄惇先生,给我写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毕业好几年了,我又积累了不少装裱方面的新材料,可以充实到论文中去。有机会我会把这篇论文出版成专著。
宗绪升:刚才说,你很感谢华先生,为什么?
张恨无:我的感谢,不仅是他在我学术方面花的心血,给予我的教导,更多的是因为他在生活方式、人生价值观、书法审美观诸方面的积极影响。我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学习先生的书法,但是其诸多观念我是深以为然的,我会始终把这些观念作为终生追随的方向与衡量标准,如果达不到,那是我能力不够,或者也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的人生阶段并不忙着践行而已。如果谈到报答,我想最好的方式是把自己的学问做好。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先生的人生轨迹作为研究上一代人的锲入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所以我搜集有关先生的一切材料,尤其是那些不为人注意的方面,希望能够尽量还原那个时候的书法生态。
宗绪升:你一般是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
张恨无:不拘一端,中西方的都采用,主观与客观结合,吸取它们的长处。关键是缀合材料表达写作意图的能力,使历史的碎片凝结成完整的整体,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状态。如果对现在以及未来产生影响则是最佳的。这就是研究的本质意义,可能并不能对创作有所裨益,即使是狭义的书法理论也可能对创作不起作用,所以不能用是否对创作有所帮助来衡量研究的意义。另外,我希望学术写作的陈述方式是生动的,被人当做小说看亦未尝不可。
宗绪升:
看到去年你在书法报上连载了《当代中青年书法批评》系列,应该是目前见到的不多的书法批评文章之一,为什么要写这类文字?
张恨无:这是应书法报之约所写的系列批评文章。我本来是要写当代草书家批评的,后来改成这个题目。发表时报纸作了负责而善意的修改。序中文字也多以开栏语的面目出现。发表后各方面的反响还是可以的。
书法批评在当下是一块孱弱的领域。中国社会中太多的人事纠葛,使得正常的批评无法有效展开。同时,社会中存在着批评是创作附庸的习见。恳切地批评,对于批评双方,更重要的是对读者都是大有裨益的,其本身具有独立纯正的学术品格。
我愿在此方面作一初步尝试。选取的批评对象都是在书法创作领域有着较高实力的作者,在当代中青年书家群体中具有典型性,对他们作品的剖析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书法作品是一类特殊的图像,采取的形式分析在不同受众之间经常会出现不一致的状况。分析中虽力求客观阐述,但资质劣钝,仍难免偏见、管见,这是要特别指出的。
批评对象考虑到地域、性别、擅长字体等因素,当然书写的水平是首要的。身份、地位、荣誉等则较少考虑在内,一切以作品为准的。采用了不同的写作方法,针对的问题各有侧重。努力使用当代的批评标准,如技法风格的稳定度、成熟度、完整度与高度,想象力、现代品质等。尽量使短文结实、准确而流畅。1500到2000字左右,后来见到发表后文字所占篇幅较小,有意识地增加了文字容量。每篇都冠以形象化的题目,尽量贴合被批评者的风格、个性等因素。比如“蜀中”自然指作者现在生活工作的地方,我当然知道批评对象原来的籍贯。这样写并无深意,一定要联系到地域风格的关系。
写得非常艰难,某些篇章是一点点挤出来的,尤其对个别没有感受的对象。那段时间失眠是常有的事。写不下去,就去阅读,以寻觅可能的写作灵感。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不与人同,不与己同。这是我对自己文章甚至创作的要求。这是个很高的理想目标,我离做到还有十万八千里,很惭愧。
说假话可以横行无阻,飞黄腾达,说真话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已到不惑之年的我还作《皇帝的新装》中的儿童,这是我的悲哀,更是这个社会与时代的悲哀。
宗绪升: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张恨无:上面已经提到。另外,园林书法已做了一些,还要做下去。以后要花大力气的是赵之谦及晚清鉴藏研究。一般来说,我做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在书法上强烈吸引我并使我心摹手追的人,徐渭如此,赵之谦亦是如此。后者的资料也已搜集不少。我个性好动,什么都想尝尝,结果是贪多嚼不烂。不过不急,慢慢来,我不去攀比别人,我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宗绪升:读书写作之外,还做哪些事情?
张恨无:主要是书写,绘画、篆刻偶尔为之。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写字,那是我的安身立命所在。近些年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书写上。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定位为搞理论的,言下之意可以对你的作品降低要求,或者美其名曰“学者书法”,不,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我的轻忽。当然我并不反对学问修养对创作的滋养。但仅此是不够的,还需要高难度的技法支撑。我的作品要用最残酷的专业标准衡量——虽然现在达不到,还存在诸多瑕疵,甚至严重的缺陷——这都不可怕,我还在路上呢,还在努力,哪里有归宿呢?可以骄傲的说,我在内心里是把自己定位为专业书写者的。
宗绪升: 请你谈谈习书的经历?
张恨无:
小时候喜欢涂鸦,得到夸奖更来劲。练字受小哥的影响。记得是钢笔所写的《兰亭序》,可我当时认为就是王羲之的真迹,狠命的临写,即使别人后来告诉我不是真迹,我也不信,心想如此精彩的书法钢笔怎么可能写得出?最早楷书练的是今人写的,对我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正式学字应该是在89年读师范时,启蒙老师是王国熙先生,很有艺术家气质的一个人,现在已经过世了。记得当时非常痴迷,业余时间不说,即使上非书法课时也练(为此得罪了不少喜欢我的老师,现在想来真是愧疚)。包括篆刻,省吃俭用报了合肥的一个函授班。那时没钱买石头,就刻在泥巴上。05年读了华人德先生的博士,才重新拿起了毛笔,才再次确立书法作为终生从事的事业的信念。
宗绪升:为何放弃那么久,真是可惜!
张恨无:96到05年,书法基本上放弃了,因为诸多条件的不允许。现在看来是我从艺途中的挫折与大损失,若说面壁十年图破壁,那真是自欺欺人、贻笑大方。依稀记得直接原因是不可兼得“萧散”与“浑融”两种风格线质的苦恼,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生活的窘迫绝望。不过增长了人生阅历,让我更珍惜现在,更懂得把书法作为安身立命的意义所在。
宗绪升:你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张恨无:都写写,虽然有侧重,但不局限。诸体采用了不一样的风格形成方式。行书最早,在习书的前五年已经形成,采取先立骨架,再逐渐完善,由外向里,刻意营造,有种突进式的急切,虽秀气却小气,格局不大,故毅然弃去。现在则专学一二家,再此基础上逐渐生发,可谓是由里向外的渐进过程。(图1)草书与篆书则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类似百花酿蜜式,水到渠成,不拔苗助长(图2、3、4)。
虽五体皆有研习,然而也有侧重。大致说来,花在草书的时间是其它四体的总和。然而,最不满意的也是草书,表达远不能与想法相称,与我中意的形态相差尚远。
我每体的取法对象与融入的个人意趣皆不相同,力求各自发展,看看到底会成什么样子,我对可能的融合保持警惕。这种方式与古人很不相同,古来书家,直至晚清,诸体构成皆趋向一致,楷行草多有相通之处,互为借鉴,能够使风格更快的形成,这当然省力,使用也更为方便。而我是各自为战,各体采用了不同的构成方式。大体说来,大篆与无波磔隶书一系(图5、6、7),大楷与行书一系,草书、小楷(图8、9)、少字数(图10)等则各成一系。我并不急切各体的简单融合,坚信各自发展也一定会有相互的提升。
几位好友,屡有善意的提醒,谓我的创作缺乏清晰的定位。我则笑答:我的定位是没有定位。为什么要定在一两体呢,这与我的性格不合,生命有限,若不尽量尝试笔锋的各种表现力岂不遗憾?面面俱到固然无法深入,但倘若有足够的时间,情况则自当别论。时间哪来,唯有减少应酬而已。这是我给人的不合群印象的原因。不断地尝试,哪怕各体都很平庸,前方是死胡同吧,我也要走一走。撞了南墙不回头,到了黄河也不死心,又能如何。
宗绪升:你对现代书法也有探索,有何想法?
张恨无:探索谈不上,只是感兴趣。我在少年时就接受了现代书法或者说是前卫、先锋书法的理念,并付诸了尝试(图11)。当然非常幼稚。但是我从来不怕幼稚,就要敢于尝试。人生与艺术的束缚太多,我怕束缚,从小就有很强的叛逆意识,这也体现在我的书写中。
现代书法目前处于低潮,因其难度比常规书写还要巨大,需要的条件比后者更高。当代人想法多,所谓的前卫观念亦多,然而太欠缺表达的能力!因而呈现的只能是花哨浮薄,昙花一现的流彩。这些作品只有瞬时的感官刺激,难以真正的打动人。当繁华落尽,风流云散,只剩下满目疮痍。
我的书写原则仍然定位在用毛笔墨汁一次性的书写文字,强调笔墨表现力,注意形式构成,追求雕塑感、建筑感,虽然手段观念皆不新,然而契合我的心灵与情感需要(图12、13、14、15)。我不渴求前卫,所以我更愿意把我的书写称为大字书写。我们总是拼命地开创引领时尚,少有人去做默默地充实完善者。现代书法的生存环境某种程度上比流行书风还要恶劣,其接受度目前尚不高。如要获得更强的生机我觉得还应该继续向姊妹艺术、前卫艺术汲取营养——这是横向的借鉴。
我曾经说过,传统虽然博大深厚,前行一步皆不易,倘若你有足够的悟性与努力,仍有无限推进的可能。这是对传统书法而言,对现代书法同样适用。扎根传统,吸取滋养,否则即成无本之木,长不成大树的。这是必须的纵向的汲取。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汲汲于此,总会有所收获的。
宗绪升:你创作时的成功率高吗?
张恨无:不高。书写者多有这样的体验,写时不满意者,过后再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满意,而当时满意,过后感觉却极为糟糕。尤其对后者,我会非常气恼自己才智的低劣,怎么写成这个鸟样子,你是写字的材料吗?!苦与乐,焦虑与喜悦,交替存在,我感受更多的是苦恼、烦闷与焦虑。想法多,真正成功的表达到纸面上寥寥无几。但却不能因此停下思考与表达的意愿,从而放弃千万分之一的可能。不断地长期地煎熬,心与身为仇,这是一切真正从艺者的宿命。
我的卑微的书写,很少拿给我的亲朋师友看,因而即便是是他们,对我的书写的了解也可能是不够的。
宗绪升:如何看待风格?
张恨无:过早形成风格并非好事,初习书时总是希望越早越好,现在并不如此。我对没有风格焦虑,对形成了风格同样焦虑,这对我来说是个难解的悖论。在深入传统共性与形成主观个性之间拉扯,风格总是与程式化、习气化结伴,某种风格的定型意味着其它选择与表现可能的终结,我不愿如此。
宗绪升:你心目中理想的草书是什么样子的?
张恨无:近年,我的楷、行书的训练着力于碑版及清代民国以来赵之谦、康有为、于右任等碑派大家,加上无意识流露的帖学渗入,遂有了初步面目。对主攻的草书,力图把碑的元素融进帖系的草书中去。流动秀美与厚重稚拙,诸多相反相成的因素不是机械地叠加,而是有机地融合。或者如通常说的碑草,理想中的形态应是碑底草面的样子。这个想法较早就有了,并付诸实践,并不比王澄等人提出的晚。然而极不满意,非常艰难。华先生曾经告诫过我,说这条路很难走通,因为碑以正体字为主,没有草书可借鉴,关键的是碑与帖是不同的形质,即使前人在碑体行书上实践成功的也不多。
宗绪升:对书法还有哪些感受、想法?
张恨无:较多,比如下面这些零散的文字:
书法从万物中汲取灵感,亦同时为万物造像立言。书法可以让生命升华到什么境界?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只有无尽的探索、感悟。书法乃寂寞之事,永远跋涉在艰苦之途,没有止境。人生选择的路只有一条。把书法作为生命的表达与呈现方式,福耶,祸耶?喜耶,悲耶?如鱼在水,冷暖自知。
笔墨的表现力何等丰富细腻!正是这独特的黑白世界的魅力让我痴迷,无法割弃,为伊消得人憔悴。
名利只是达到书法终极目的的衍生品,一切以其为目标者,皆为本末倒置。
自身局限的存在,关键要有突破的意愿与能力,不断地拓展深度与广度,保持谦卑、敏感、勤谨的心态,拒绝墨守僵化,尽量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宏阔丰厚。
视一年前甚至上月所书,已觉鄙陋不堪,他日视今,亦犹如此。诚所谓: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问舅姑。状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宗绪升:张兄今后有何打算?
张恨无:能够不断地书写,不论伴随何种情感状态,都是幸福的。我愿做一名不倦地书写者,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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