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陆明君博士

宗绪升:明君兄是碑别字研究专家，请问什么是碑别字？碑别字与错别字有什么区别？

陆明君:不敢妄称“专家”，只是近些年比较专注于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而已。关于碑别字，我在拙著《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前边作过概述，可以参看。这里仅简要地说一下。

近代以来，学术传统中将古代碑、碣、摩崖、墓志、造像记、经幢、石阙、墓莂、浮图等石刻（包括砖刻）文字遗存中的别俗异构字，泛称之为碑别字。碑别字是在“别字”前加一载体性定语“碑”字，这个“碑”不是狭义上的碑，而是包括了所有石刻及砖刻文字载体形式。“碑别字”这一概念，是清代、民国的学者常用的术语，现代的金石学界及书法界还大多习惯遵循这一传统术语。但目前学界也多有不用“碑别字”这一称法者，而直接称“石刻异体字”、“石刻俗字”等。别字、异体字、俗字这几个概念，说起来比较麻烦，学术界也有分歧，虽然叫法不同，但各自涵盖的大部分文字的指向是一致的。异体字及俗字通常是被人们认可或默许了的某字的另外的写法，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碑志中的变体文字除异体字与俗字外，多数是五花八门的偶尔出现的讹形字或随意增减笔画、部件及变换结构的字，还有笔误或误刻、漏刻笔画而形成的字。《碑别字新编》中，每个字头下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结构的字形（如灵、龟、归、迁等字），而其中通常习见的异体字或俗字不过数种。因此，我对碑志中错综纷繁的异写别构文字现象不取异体字或俗字之称。在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更恰当的定义概括的情况下，我认为还是沿用“碑别字”这一传统的学术术语为妥。虽然以“碑别字”概指所有石刻类型中的别字，严格的说并不准确，但人们已经认同了这一称法，我们也没有必要背离这一学术传统。

   关于碑别字与错误的问题，以上已略涉及，这里再具体说一下，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一般指的别字是正体字之外而又较普遍的写法，不是一个人一时的写法，而是群体性的字样行为。而碑志中有不少文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书写者有意而为的，有书者无意或个性化因素所致，有刻工不解书写或求省便而造成等等，并多为孤例，实际上都属于“错字”(除极少数虽偶然出现但有渊源的别字)。但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对“碑别字”的涵纳，也包括了以上所说的偶然性出现的别体异构字，所以也将这部分字泛称之为碑别字。我们不妨这样来对待：将较普遍出现的具有约定俗成意义的别体异构字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碑别字；而将偶然性的别异字例或是误错字例视为泛化意义上的碑别字。对后者而言，虽然是当时错讹或不经的字，从研究与辨识的角度说，就不能忽略这部分字，况且其在碑志中所占有的比例又很大，所以也纳入到学者们的考释与研究中。

宗绪升:当代还有哪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陆明君:当代文字学界的学者多用力于古文字的研究，相对来说，对隶变以后的今文字关注的少，这种情况早就有学者呼吁。在隶变以后的今文字研究方面，当然也有一些颇有成就的学者，如张涌泉先生关注于俗字研究，尤其是敦煌俗字研究，其虽以敦煌文献及唐以后写本文书或字书中的俗字研究为主，但与碑别字多有联系之处，可资借鉴启发。在碑别字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秦公先生在民国罗氏兄弟(罗振玉、罗振鋆)所辑碑别字诸书的基础上，增补为《碑别字新编》，后又补为《广碑别字》(与刘大新)，是目前收集碑别字最多的字书。另外赵超先生在石刻文献的汇释方面，如其编著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等都绕不开别字的辨识，其还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古代墓志通论》两书中都对石刻中的常见异体字作了简略的归纳分析。其他如近年出版的毛远明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其中也涉及到了大量的碑别字的辨识问题。以上与碑别字有关的各书主要是集字或识读，而本人的研究重点在探讨碑别字的各类生成途径，并考察字源，也就是说分析与考证每一个碑别字(或同类之字)为什么会这样写，始于何时代等。大家知道，对绝大多数碑别字要辨识其为何字并不难，因为有文辞的依托或其他字例的比勘，但要弄清楚究竟为什么这样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只有真正弄明白他的来源，才能更有益于读者与学界。

宗绪升:请谈谈碑别字的意义？

陆明君:碑别字是流传于世的古代真实的文字遗存，唐以前能保存至今的写本很少，而了解或研究古代的文字现象，石刻文字无疑是最为大宗又真实可靠的材料，对考察汉文字发展演变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通常使用的汉字在四、五千左右，汉字的数量在历史上不断膨涨，主要是异体别字俗字的增长。《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收字分别达四万六千多和四万八千多，《汉语大字典》收字增至五万四千多，日常用字之外，新增的字大部分属俗别字。前人对这些俗别字往往只作录释，不辨源流，在出土写本墨迹有限的情况下，要弥补这一缺陷，须借助古代石刻考察研究，所以碑别字尤是需要关注的。其不仅有助于古籍的整理和校勘，有助于汉字的整理和规范等，当然也有助于书法研究与当代书法创作的择取利用。

对于一般人或书家、书法爱好者来说，了解或通晓碑别字的基本常识，是很有必要的。比如我们在遇到碑志中的一个不认识的别字时，有时是难于利用《碑别字新编》等工具书去查证的，因为你必须先猜测它可能是何字，然后去检索附于其正字下的诸多字形，看能否找得到，而如果确为其字但又没收进来，也就没办法解决。如何根本不知道它是何字，则更就无法查证了。而掌握一些文字学的知识，以及了解碑别字的生成的途径和辨识方法，碑志中出现的一般性别字是不难辨认的。

宗绪升:在研究过程中遭遇了哪些困难？或是有何心得？

陆明君:考察与分析众多的文字现象，是一个较为细致且工作量大的工作，其来不得半点马虎与玄虚，要耐得住寂寞，须投入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见效慢，不容易出成果，困难自然不少。我的前期研究，也就是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是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的，当时对自己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面对大量的图版文字和众多繁杂的问题，凭着自信与坚韧，克服了困难，现在想来还是很为那一段努力而自矜的。近几年我的主要精力又放在了碑别字研究上，争取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碑别字字源汇释》课题，这一课题是在《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基础上的延伸性研究，主要是对碑志中的典型碑别字一一进行辨析，弄明白其字形原委。为弥补研究中的不足，我一直坚持在古文字方面下一些功夫，渐渐地在古文字上的兴趣也越加浓厚了，这让我想起并深深地理解了清代金石学家陈介祺(我曾研究的个案)多次说过的话“愈老愈爱三代文字也”。想来自已对古文字的爱好，当与我修业于在古文字学界久负盛名的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有缘，也与自己前期作《簠斋研究》有关系，当然还受到了丛文俊师的影响。这对我以后写大篆等古文字书法也奠定了基础。

宗绪升:请介绍一下碑别字形成的原因。

陆明君:碑别字的成因有很多种情况，各朝代都有新出现的别字。但最繁杂的阶段还是汉魏南北朝时期。碑别字的生成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沿承古体而来的字；在隶变过程中形成的别字；书写性变异；偏旁讹混；构件移位；近似构件的代换及约取；隶定古文与篆文结构；简化；繁化；类化；新造形声字，或改换原形声字中的声符或意符；新造会意字，或在原会意字的基础上另造者；还有刻工致误而形成的别字等等。而从大的方面讲，碑别字的大量产生、泛滥也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书体的演进及相互作用而造成；社会动荡，统治集团疏于正字，失却了用字标准；平民书写的参与；猎奇求异心理等。以上问题在此不能具体展开说，有兴趣者可参见拙著《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

宗绪升:碑别字研究对书法有何作用？

陆明君:在这一问题上，我借用丛文俊师在拙著《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序言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以碑别字研究为题目，还有一个书法上的考虑，即碑别字参与构成那个时代的书法美感和风格特色。试想如果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乃至于隋唐的文字遗迹汰除异体，都改用一个规范的字形书写，其书法会是什么样？如果用新华字典的标准字形去改写北朝碑版，还会有清人的倡碑和今天兴盛的碑版书法么？可惜的是自清人倡碑至今，还不曾有人想到这个问题。推而广之，也不曾有人想过各种异体字字形对中国书法史的意义。”

   可以说，碑别字在书法审美上有其独具的作用与意义，这也是传统文人在书法中往往择取异体别字的原因。另外，从书法研究的某些方面来说，有时须从文字的构形情况即异体别字等这个角度去考察分析。如自清代碑学兴起以来，对南北朝碑刻书法存有种种歧误，如何看待北碑书法及南北书风的差异问题，须从书体式样与文字结构两方面考察，以便于考察文字与书法在传承使用中的不同时期、地域、书写群体的具体情况，并结合书、刻两方面的实际，思考南北书风的差异问题，这对客观评价北碑书法，清理书法理论上的片面认识，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宗绪升:如何将碑别字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

陆明君：国家在规范汉字的条令中，唯其对书法网开一面，认可书法作品中使用异体字等，这是尊重与弘扬优秀文化遗产的具体体现。虽然国家在书法的用字方面充分尊重个人的艺术表现需求，但书法作为书写汉字的艺术，汉字这一最基本的载体条件，是不能不讲究或置之不顾的（消解文字辨识功能的现代派书法或前卫性书法探索另当别论）。书法的法度不仅体现在书体式样及具体笔法的规范上，也包含了用字的规范，这在古代流传法帖中是没有疑义的问题。

当代书家最急须弥补的是文字学的知识，这一点我曾谈过(见《当代书法网·沐云堂访谈》)。碑别字作为古代石刻中极为繁富的一个现象，以及其所具有的沿承性，在书法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古人的书法墨迹中也比比皆是。传统文人都有“小学”(文字、音韵、训古)的功底，通晓文字的“六书”构形原理，所以他们的笔下一般不至于流于荒谬。而现代教育“小学”失倡，当代书家或书法爱好者，文字学知识普遍匮乏。而随着古代各种文字遗迹的发现或纷纷影印面世，铜器铭文、简牍帛书、残纸写经、各类刻石等，成为书法学习与取法的重要资源，人们在临摹及阅读碑帖的过程中，接触到了大量的别字。而这些别字对于书法创作确有着重要作用与利用的价值：一是碑别字本身所特有的字形美感是其规范的正字所不能取代的；二是碑别字的字形多样，在书法作品中同一字重复出现，或者相邻的字偏旁相同等情况下，为避免雷同，以求变化与丰富性，也需要择取不同的字形，从而取用碑别字。但古代石刻文字生成的复杂因素，造成了很多荒诞不经的文字，如果不加辨别径而取用，则是不妥的。究竟哪些别字可以取用，哪些不宜取用，则是关键问题。我认为在利用碑别字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其一，所出有源或有“理据”。所谓有源，是指沿承而来或是历代经典及字书中有明确出处的文字。所谓有“理据”，是指符合于造字规律或构形原理。其二，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即那些在历史上曾为人们普遍接纳或认可了的异体别字，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曾广泛流通使用过的别字。其三，要符合书法审美需求，并称符于相应的书体。其四，戒除尚异猎奇之心。限于篇幅，以上各方面在此就不展开谈了，我将有专文陈述。

宗绪升:请为对碑别字有兴趣或有志于这方面研究者提供一些相关的参考书如何？

陆明君:自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后，关于金石文字著录、辨析考证的著作，如宋代洪适《隶释》《隶续》、娄机《汉隶字源》，清代则有顾蔼吉《隶辨》、翟云升《隶篇》、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毕沅《中州金石记》、《关中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石金石补正》等等，民国时则有赵万里《汉魏六朝墓志集释》等，以上各书都或多或少涉及到石刻别字的辑录或辨析。专门辑录石刻别字的著作，则始于清邢澍《金石文字辨异》，后有杨绍廉的《金石文字辨异补编》，梁廷柟《碑文摘奇》，赵之谦有《六朝别字记》，以上诸书均采集有限。清末，罗振鋆（罗振玉伯兄）采碑刻别构字之不见于字书者，辑成《碑别字》五卷，罗振玉又续辑《碑别字补》五卷，并有刻本。民国初年，罗振玉将两书合编为《增订碑别字》五卷，罗振玉又有《碑别字拾遗》八卷，其子罗福葆复又增辑《碑别字续拾》一卷。《增订碑别字》、《碑别字续拾》两书收载碑别字五千余。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秦公《碑别字新编》，该书是在罗振鋆、罗振玉《增订碑别字》及罗福葆《碑别字续拾》两书的基础上，又新采集近两千种碑石中的别字而辑成的。后秦公、刘大新又增订此书为《广碑别字》，1995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而此书印行很少，不易查见。综上所述，在前人的这些与碑别字有关联的参考书籍中，我认为重点可参看顾蔼吉《隶辨》、邢澍《金石文字辨异》，另外秦公的《碑别字新编》可备用检索。

当代有关碑别字专门性的研究书籍还很少，几乎没有可参考的书目，也反映出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而研究俗字方面的书，如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汉语俗字汇考》等可参考。拙著《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初步对碑别字的各类情况作了概括性的考察分析，而限于当时时间紧张，有欠细致与深入，所收字例也有欠缺。这些遗憾也只有在我的《碑别字字源汇释》这一课题中弥补了。

宗绪升：您也是精擅于书法创作的，在十几年前就屡屡在全国性大展中入选并多次获奖，请简要谈谈您在书法创作上的心得。

陆明君：近些年我虽以学术研究为主，但一直没有懈怠临帖及书法创作上的用力，坚持尽量每天都做一些临池之功，在看书与研究劳乏之时，投情于笔墨，沉浸在名贤法帖中，那种状态是最为惬意的，不仅很快消除了劳烦，更能全神贯注而有所悟。当然，写字兴致高时经常懈怠了研究，而专注于研究时也不免会疏离于笔墨，正是在这种矛盾情境中，对书法的感悟也日渐深入了。眼目高了，手不能骋心，又未免会伴随着些许苦恼，然苦恼并快乐与充实着，这也是只有艺术才会使人甘愿接受其虐残并在虐残中得以精神满足与升华的。书法作品关键是能展示作者的精神气格，最忌没有格韵：或成为徒摹古人的空壳，或流于轻妄的野道。所以有志于书法者，必须戒除浮躁与急功近利，在锤炼书法之技的同时，更要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创作出既有法度又有格调与内涵的作品，这是我们书法同仁当共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