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向彬博士

宗绪升：

向彬兄有大著《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我们今天的访谈就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方面展开。请问这个课题的研究现状与选题的意义？

向  彬：

目前，中国的书法教育已经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乃至博士后的教育体系。书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尤其在书法的历史和理论研究中，书法史学、书法技法理论研究以及书法美学和书法文化的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相当丰厚的成果。随着书法史论和书法文化的深入研究，人们就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我国古代比较发达的教育中有没有书法教育的内容？书法教育在古代学校教育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国古代学校中的书法教育究竟包括哪些课程？古代一般学校与专门学校中所开设的书法教育各自又有什么异同？这些问题的思考表明，探究中国古代书法教育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这不仅可以明确中国书法教育在古代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可以探究出书法教育在书法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意义。对中国古代书法教育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书法史论研究的空缺；更主要的方面是可以为目前的书法教育提供参考，给目前的书法学科建设提供许多启示，对于书法人才的培养也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笔者在数年以前就开始关注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相关情况，并撰写了数篇相关的学术论文。所申报的《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这个课题获得国家教育部2007年度人文社科规划基金课题立项，并得到相应的经费资助。于是，对中国古代书法教育作整体研究成为了我博士三年期间的主要学术研究工作。具体深入探讨中国古代书法的学校教育状况，弄清当时书法教育的方式和具体内容，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古代书家究竟是怎样培养出来的，一直是一个令当代人感兴趣但很少有人去专门探讨的问题。其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古代书法家的成长也离不开教育，但古代书法家主要依靠哪些教育形式是一值深入探究问题。因此，除重点研究中国古代学校中的书法教育外，古代书法的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这些教育形式往往是古代书家成才的重要途径。

目前，对中国古代学校中的书法教育作整体研究的成果不是很多。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关注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研究，并且不同程度地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在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丛文俊先生对我国前秦、秦代的书法教育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对当时书写技能的师授作了很好的分析。华人德对两汉的书法教育，尤其是鸿都门学的状况作了较为认真的探讨，不仅肯定鸿都门学的学校性质，还提出了鸿都门学中的书法家不仅仅是一些“擅长鸟虫篆”的人才，他们还擅长八分，甚至草书等字体，但对鸿都门学的具体教学内容还有待深入的探讨。此外，《中国书法史》（七卷本）中分别对唐、宋、明、清等不同时期的书法教育作了初步探讨，但对于唐宋两代的书学和其他学校中的书法教育，有不少学术空间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充实。谢世湖所著的《唐代的书法教育》一文对唐代的书法教育有一个宽泛的论述，但唐代书学的具体设置状况、书法教育的具体内容、书学学生的生源和出路、书学教师的条件和待遇等等诸多问题有待更为具体深入的探析。也有为数极少的文章开始关注了古代书法的家庭教育，如白鸿所撰写的《唐代书法教育中的家传与师授》和《唐代蒙学中的书法教育》等论文，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局限于研究唐代的书法家庭教育，而其他历史时期的书法家庭教育状况和书法家庭教育的方式等问题，很少有文章专题探讨。也有个别学者提到了书法的社会教育，如王新宇所撰写的《元代书法教育研究》一文就涉及到当时书法的社会教育，但当时书法的社会教育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没有作足够深入的研究。王元军所著《干禄仕进与唐人的书法》一文意识到了影响唐代书法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干禄仕进，但没有能够顺着这个话题对唐代书法教育深入探讨。此外，王元军在《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一书中对“书写能力之传授”和“鸿都门学与鸟篆人才”作了专门章节的论述，对汉代书写技能传授和鸿都门学的研究都提出了较为独特的观点，但对鸿都门学的书法教育局限于鸟篆人才的探讨，并认为鸿都门学不是一所专门的学校，也没有什么书法人才，这些观点虽然有独创之处，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当时的事实。至于沈文中的《古代书法教育摭谈》、黄义成的《试论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等文章，仅仅对古代书法教育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很难说对古代书法教育作了深入的探讨。其他学者如陈振濂的《书法教育学》、韩盼山的《书法艺术教育》、戴尧天等编著的《书法教学》、王梦赓等编著的《书法教学指要》、路棣主编的《书法教育》、欧阳中石先生主编的《书法教程》等等与书法教育相关的成果，也很少对中国古代学校中的书法教育作具体探讨。

宗绪升：

请兄介绍一下中国古代涉及书法教育的主要学校类型。

向  彬：

我国古代的书法教育自从学校教育的产生就一直在中央官学、地方官学和小学中存在，也一直以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等形式存在。而最能反映我国古代书法教育状况的学校主要包括“书学”（我国古代书法的专门学校）、小学（包括官办的小学和私塾）、鸿都门学（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弘文馆（我国唐代的贵族学校）、书院（我国古代具备学校性质的机构）等学校类型。

宗绪升：

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主要动因有哪些？

向  彬：

在中国古代，影响书法教育的动因是多方面的。书法教育主要是读书人所受的教育，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主要信条，因此，一旦书法与入仕有着密切的关联，书法教育则倍受广大读书人的重视。而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官吏考核与选拔、文人的自身素质甚至书手等文职岗位都对书法有一定的要求，无疑，这些方面都是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主要动因。

明代的乡试中有书法考试的要求，而清代科考中的状元大多出自书法优秀者，于是导致了当时的书法教育也以如何适应科考为目的。在很多历史时期，书法的好坏是官吏的考核和选拔条件之一，不少官员因为善书而得到统治者的格外宠爱，以至于成为位高权重之人。中国古代的文人，往往将书法的学习作为提高自我修养的重要方式，甚至还有不少人将书法的艺术追求作为实现人生意义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在影印技术还没有得到发展的我国古代，众多的文献典籍绝大多数采用人工抄写的方式加以保存和流传，于是“书手”在古代统治机构、寺院、或者私人书院等地做一些文献誊写和典籍整理的事项。也正是科举考试、官吏考核与选拔以及“书手”的职业需求，我国古代的学校中就有了书法教育的必要，而且以实用为目的，特别重视楷法。

宗绪升：

如何定义“书学”？书学的教学内容与使用的教材有哪些？

向  彬：

我认为，书学在中国古代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其一，指字学，主要指六书，即汉字的构字方法等；其二，指书法，也包括一般的识字、写字在类；其三，指学习书法和字学的专门学校。而我研究的书学主要是指学习书法和自学的专门学校。而将书学作为学习书法和字学的学校来设置，也有不少文献加以记载，这些记载集中于有关隋、唐、宋三个时期的文献中，由此可以推断，严格意义上将书学设置为学习书法和字学的学校，在隋、唐、宋时期是比较典型的，而对于其教学内容和教材有所记载的书学主要集中在唐宋两代的书学。唐代和宋代的书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的采用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唐宋两代的书学都比较侧重书学生们的思想教育、字学教育、训诂学教育，《说文》、《尔雅》等有关文字学的课程是唐宋两代书学中都开设的，而且都有《论语》课程。

这两个朝代书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唐代的书学更加关注书学生从政能力的教育，所以《国语》、《时务策》都作为课程来设置，希望书学生以后都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吏。唐代的书学对于书法技能究竟学习什么字帖，没有明确规定，只规定每天必须写字一篇，在专业课程中只列了《石经三体书》。而宋代的书学在书法的技能方面比较看重，对于书法技能的学习内容则有了明确的规定，就字体而言，必须学会篆、隶（指楷书）和草三种字体，而且这些字体的取法都是前代的一些书法名家的作品，尤其规定了必须以二王、欧、虞、颜、柳等书家为楷书的取法对象。

唐代的书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书学生们的书法技能课程，但唐代官吏大多擅长楷书，主要原因是唐代的书法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书学，在国子监的其他学校中，对书法教育都有一定的要求，而且多以学习楷书为主，并且在唐代的官员铨选中对“书”也有“楷法遒美”的要求，这可能是唐代官员楷书普遍较好的主要原因。而宋代除了书学中对书法技能有明确要求外，其他的学校教育中，对书法教育就没有那样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也没有相应的书法（或书写）考核，这可能也是宋代在书学中为什么这样加强书法技能专业教育的原因，因为宋代的书学是书法教育的主要场所。

宗绪升：

唐、宋书学学生的入学标准、考核方式与出路有何不同？

向  彬：

唐代的书学生与律学生、算学生一样，由八品以下的子弟以及平民子弟中对这些技艺有所掌握的人员组成。他们在书学的六年学习期满，有丞、司业、祭酒等人亲自考试，考试通过的人称为登第，登第的名单再上报给礼部。而唐代书学的毕业考试与唐代科举的明书科（也称明字科）是一致的，参加明书科科举考试的生员应该主要是来自国子监的书学。书学生参加明书科的考试，其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口试和墨义两部分。书学生在六年的学习中学习了《论语》、《孝经》等经书类课程，在明书科的考试中，口试应该是考试这些内容，并要求十条通过九条，才算口试通过。口试通过之后，就是墨义考试，墨义的主要范围是《说文》、《字林》等内容。从表面上看来，唐代书学的考试中似乎没有对书法水平有什么要求，但因为有墨义这场笔试，对书学生参加明书科的考试，不仅可以看出其掌握字学的程度如何，同时也可以看出其书写水平的好坏。而且，通过明书科的考试，只是书学生们得到了出身，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能否得到真正的官位，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核。

宋代的书学虽然没有文献记载这些生员由什么阶层的人群组成，但是对于书学生专业学习的考核要求，是有明确标准的。宋代书学将书法水平分为三等，书之上等的标准是“以方圆肥瘦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这个标准在书写技法这个层面，要求方笔、圆笔相结合，点画线条的肥瘦要适中，而且在用笔时要学会藏锋用笔，以中锋行笔，在用笔的发力方面要求做到点画遒劲有力。除技法这个层面的要求外，在书法审美方面提出“气清韵古，老而不俗”的标准。而书之中等要求在用笔方面要做到方圆结合，对于点画的肥瘦程度有具体要求，点画瘦要瘦得有度，不能达到“枯”的地步，肥有肥的要求，不能达到“浊”的程度。至于书之下等，那是还没有能够掌握用笔的技巧，体会用笔的精髓，甚至连基本的字形也龌龊不堪。宋代的书学一般是学习三年，第一年在外舍学习，一年后通过公试，合格后升入内舍学习，再过一年通过公试，升入上舍学习。上舍学习期满通过考核而分为三等。因为书学三等推恩比算学和太学降了一个等级，这样，书学中上舍的学员考核判为上等的才能免除礼部的考试，但不能直接任命为官吏，而中等生只能免除地方州县的推荐，可以直接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至于宋代的上舍书学生，考核被判为中等或者中等以下的，如何参加礼部的科考，没有文献可考。因为宋代上舍中的算学、太学实行三等推恩，分别授予通仕、登仕、将仕郎的称号，书学降了一等，判为上等的才能称为登仕郎，中等的称为将仕郎，下等的可能还要通过其他途径的考试才能有机会在仕途发展。

宗绪升：

请谈谈中国古代书学以外其它学校的书法教育情况如何？

向  彬：

在我国古代书学以外的其他学校中，书法教育最为普遍的是官办或者私塾之类的小学。宋代的小学生每天都要求学习写字十行。明代的一些社学规定小学阶段的书法要依次学习楷书、八分书、行书和草书，那时的书法教育不仅仅是停留在一般的识字写字阶段，还将其定位在一个培养书法家的基础性阶段。对私塾类型小学中书法教育记载比较具体的是元代程端礼撰写的《程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日程》中认为，小学主要学习智永的《千字文》，要求从每天摹写一千五百字增加到二千、三千，甚至四千字，达到既不走样又能运笔如飞的地步。整体而言，古代小学的书法教育以学习《急就章》、《千字文》等内容为主，当然包括学习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等书法大家的楷书。

鸿都门学中聚集了师宜官和梁鹄等擅长书法的人物，他们所擅长的不仅仅鸟虫篆这样装饰性的书体，更擅长八分书。鸿都门学中善书之人各受封爵，为以后善书之人也能得到较高待遇开了历史的先河。东汉时期最实用、最普及的书体是八分书，因此，鸿都门学内真正以书法而得宠的可能是那些擅长八分书体的书家，当然不排除这些书家同时也擅长鸟虫篆这样的装饰性书法。可以推测，当时的鸿都门学，如果开设了书法教育课程的话，并不局限于鸟篆的书写教育，应该主要以当时流行的八分书体为主要教学内容。

唐代弘文馆学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皇亲贵族的子弟，另一部分是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的子弟有书法天赋的习书生。弘文馆学生学习书法的法帖主要出自内府，还包括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摹本以及这些书法大家所书写的作品，这些书法家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对弘文馆书法教育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弘文馆的那些皇亲贵族子弟，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孝经》、《论语》、《礼记》、《左氏春秋》等等儒家经书，学业完成后，通过相对简单的考核就可以获得出身而进入仕途。而弘文馆的习书生，学业完成后虽然可以参加贡举，但所得到的优惠条件不及那些皇亲贵族的子弟，他们进入仕途后也主要是担任缮写校对方面的文职。

我国古代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整体而言对书法教育是不怎么重视的，大多要求书院诸生在写字时保持一种恭敬谨慎的写字态度，其目的不完全是将字写好，更主要的是通过写字的恭敬态度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所以不少书院对书法的要求是不要写得潦草和倾欹，而要写得端庄得体，楷法完备。当然，也有书院认为书法是一个人的眉目，要求书院诸生在读书之暇，通过临摹碑板或者抄写经书来提高书法水平。

宗绪升：

我国古代除了学校以外的书法教育情况，也请介绍给我们的读者。

向  彬：

在我的研究中，将我国古代皇室的书法教育、古代书法的家庭教育和古代书法的自我教育都划为古代学校以外的书法教育。

中国古代皇室的书法教育主要包括帝王、皇子和后宫的书法教育。帝王的书法教育主要有三条途径：其一，帝王与当时善书之人讨论并请教书法；其二，帝王为学习书法，配置专门的侍书；其三，帝王利用内府所收藏的大量古代法书，在从政之余主动学习书法。古代皇子的书法教育也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其一，皇帝命皇子们学习书法，甚至亲自教授；其二，善书的大臣受皇帝之命教授皇子书法；其三，请当时善书的官员担任侍书，专职负责皇子们的书法教育。古代皇室后宫的书法教育主要是指后妃和宫人的书法教育，一般由内教博士来担任书法教学。古代家教中的书法教育，其方式是多样化的，但不同的教育方式是随着受教育者不同的学习阶段而实施的。概况而言，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其一，对于书法的初学者，由家庭中善书的年长者亲自教授临摹古代法书的方法；其二，家中的善书年长者，根据自己的学书经历，总结出学书经验，作为子弟学习书法的理论指导；其三，通过家书等特殊途径，教育子弟的书法。家庭教育是我国古代书法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一方面，我国古代的识字写字教育大多由家教而启蒙；另一方面，我国古代的士阶层家庭，大多有书法的家学家传。古代书法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书法笔法和书法风格的传承，而家学家传正好是传承书法笔法和书风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书法的家庭教育无论是作为书写的启蒙教育方式还是作为书法艺术的家传方式，都在书法史和教育史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书法的自我教育是书法学习者的一种主动学习行为，这种教育方式可以脱离开学校教育制度的限制，通过自教自学的方式而达到目的。因为这种教育方式更为自由、宽泛，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选定学习的内容，也可以自由的安排学习的进度和时间。虽然导致书法自我教育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如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应对官员考核选拔、或者从事书手等职业等等均对书法有一定的要求，受教育者为了达到其中的某些目的而主动学习书法。但更重要的一点，这种教育方式，因为是一种更为主动的、自愿受教育的方式，所以受教育者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带有较少的功利性目的，往往将这种教育作为提高自己能力和修养的方式，或者通过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一种修身养性的效果，甚至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名利以外的某种价值，以便满足自己的审美理想需求和艺术价值的实现。所以，书法的自我教育是我国古代书法艺术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古代书法家的成长，都离不开书法的自我教育这种方式。当一个书法的受教育者，通过他我教育学会了基本的执笔、用笔、临摹等方法后，要进一步提高书法水平，则在更多的时间之内需要自我教育，从大量临摹、广泛阅览古代法帖碑版到自我体会领悟、自我融会变通等方面进行自我教育。书法家的一生其实都处于受教育阶段，起初以他我教育为主，后来以自我教育为主，当然也离不开他我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相互交替和相互促进。我们将自我教育的方式分为自教、自养、自评、自悟、自通等几个方面，当然这几种方式其实是一个融为一体的总体。

宗绪升：

如何看待当代书法教育？

向  彬：

根据目前的书法教育状况，我们可以将具有书法专业或研究方向的高等院校大致分为三类：其一为艺术院校，如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等；其二为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等等；其三为师范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等。这些学校中的书法专业由于所依附的大学性质不同，大学中所具有的教学资源和办学理念不同，书法专业的定位、书法人才的培养目标和书法教学的方法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到大差异。根据当前书法人才的存在状态以及社会对书法人才的需求情况，我们可以大致将当代的书法人才类型划分为“艺术型书法人才”、“学者型书法人才”、“文人型书法人才”、“师范型书法人才”、“应用型书法人才”、“综合型书法人才”等几种类型，针对这些书法人才类型，不同院校应根据各自的资源优势确定培养目标和设置教学计划，构建出合理的课程模块，以便更为有效地培养书法人才。

宗绪升：

最后，请兄介绍一下你所在学院的书法教学情况，谢谢！

向  彬：

聊城大学书法专业于1995年正式招生，2000年起招收本科，2002年起招收书法研究方向的硕士，累计培养本、专科以及硕士生600余人。聊城大学是全国最早招收书法教育专业的高校，2002年成立书法系，目前隶属于美术学院。书法专业属于美术学学科，开设有书法专业技能与理论课程三十余门，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学科关联紧密，以培养高素质书法专门人才为办学宗旨。书法系现有专任教师9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3人，博士后2人，在读博士1人。以向彬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书法教学团队先后承担部级、省级和校级课题1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获国家级、省级等各种科研成果奖项十余项。据不完全统计，本专业的毕业生中有近百人考取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著名高校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数百人次在国内各种书法展赛中入展和获奖，在省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