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对话王登科博士

 

宗绪升：登科兄，您好。得知您对宋代书法颇有研究，博士毕业论文更是以《书法与宋代的社会生活》为题，现想就这方面问题向兄请教。

从社会的背景来看，宋太祖黄袍加身之后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软化武将，这本来是赵宋王朝巩固新政的一项措施，然而，这一措施却蔚成了有宋三百年间炽盛的享乐风尚。当然，这也有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下坊市兴起的原因夹杂其间。请您就此谈一下宋人的享乐观念。

王登科：狭义来说，享乐主义是指以追逐感官官能之乐的一种人生态度。在论及宋代社会生活观念的层面上，我们说它也有“躲避崇高”而追求世俗生活快乐的广泛内涵。

在宋朝，不仅有丰富多彩的夜市生活享乐观念引发下的“醇酒与美人“文化。宋词中也有大量的描写酒的句子。如“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可能正是由于酒的这种即可“助兴”，又可“消愁”的特性，它不仅成为文人才思的催生剂，同时也成为人们享受世俗生活乐趣的日常方式。瓦子文艺的兴起，对宋代新兴市民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梦粱录》中所谓的“放荡不羁之所”、“流连破坏之门”。这种“放荡不羁”与“流连破坏”，正反映出宋代市民超越封建传统思想、打破陈规的新型社会观念的渐至兴起。

这些充分反映出了宋人的享乐追求，而宋人的现实人生态度与自我关怀思想，也为我们追索“自适”状态下的宋代书家及其审美寄兴勾画了明晰的思路。

 

 

宗绪升：历史上，书家在为人属文、写字后收取酬谢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我们现在大都称之为润笔，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宋代书家的“润笔”事宜。

王登科：“润笔”，本指写字前将笔毫置之水中、浸之润之，使其毫端舒展以便书写的这一过程。而后来才被泛指为作文、写字、作画的酬劳。

历史上，在为人属文、写字后收取酬谢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但以“润笔”二字来言“酬金”则是从隋代始见于载的。宋以来，“润笔”之风尚大兴其道。连宫禁中为帝王草制圣旨者，都要付之于“润笔”，社会民间则更自不待言。不过，更多的时候，宋代文人之间的“润笔”还是以物来充其值。这充分体现了古人在以“君子之艺”酬往时深讳言“利”的文化传统。

宋代士人以“好书”为清流时尚，正是出于“自高位置”、比仪风雅的文化动机。加之历史与传统赋予了书法以更多的“载道”属性及意义。因此，士人以鬻书为耻，即使迫于从命，“润笔”也大都以和文人情趣相契合的“物”来置替，以此标表“君子”之风。

 

 

 

 

 

 

 

宗绪升：帝王好书自秦汉以后即多有史载，梁武帝、唐太宗更倾情于其中，并多有书论，然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两宋时期那样出现过那么集中与痴迷的帝王好书现象。请您简要谈一下宋代帝王好书风尚。

王登科：帝王好书，自汉渐兴，而有唐一朝则尤见显著。我们说，历代帝王这种“临轩之余，留心翰墨”的动因，一方面出于“天性好书”的雅趣，此外，更多的是来自统治的需要，亦如《宣和书谱》中称唐太宗所谓的“粉饰治具”而已。当然，也有二者兼之者。

有宋以降，世风丕变。旧有的文学政策、以书取仕以及相关的考课制度渐至凋弊，但在传统因循中的士人观念中，对于书法传统的初衷却未改，“经艺之本，王政之始”的书法观仍然是宋人“虽不能”却“心而往之”的一个梦想。他们或以“学书消日”为乐，或以“无意于佳”适性，耽之嗜之，渐成风尚，遂形成了有别于前人独特的书法风貌。而贵为“九五之尊”的宋代帝王们，也是耽于此道，无论是出于“天性”的雅趣，还是出于“粉饰治具”的趋附，《翰墨志》中所谓“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的记载应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其中还包括颇有建树的、以书名世的徽宗、高宗父子。

可见，宋代帝王好书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

 

 

 

 

 

 

 

 

宗绪升：我们刚才谈到宋代帝王的好书风尚，然而宋代帝王好书，但所传留墨迹不多。所幸，清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所辑出的《宋会要辑稿》500卷。其中《崇儒》六《御书》中，清晰地留下了从北宋近二百年、十二朝帝王御题与赐书的记录，差可弥补我们研究中的缺憾。请您就《御书》中的“御题”与“赐书”做一下相关介绍。

王登科：《御书》中的内容依性质可分作“御题”与“赐书”两类。其中御题指帝王于殿宇、楼阁、碑额间的题署，多为大字，尤以“飞白书”为主。迄今所见，有宋一朝“御题”的最早记录，应是淳化二年宋太宗应翰林学士苏易简之请为学士院中堂的榜题。其后来的诸帝，均以太宗以及先帝父皇为样板，榜书题署，承传家范，俨然成为宋代宫廷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赐书乃指帝王以所书写的经文、帙册颁与臣下僚属，其多为小字，以正体草行居多。赐书作为一种宋代宫禁中普遍的活动，在臣下属僚来看，是一种趋附神圣、沾溉皇恩的风光之举，佞臣权相还可以“谀书”为契机得以擢拔，在帝王看来，这正是标榜“文化”、粉饰太平的风雅之资。

二者形制不同，体势殊异，但却均以帝王之“御书”赐与属下，或褒扬奖掖，或嘉猷旃勉，起到“化人成俗”、“粉饰治具”、联系群臣的重要作用。

 

 

 

宗绪升：据我所知，在宋代宫廷生活中，曲宴是与宫廷中大典、郊祀、朝会等所举行的宴会是有所不同的，而宋代曲宴活动中的书法是宋代书法别具的方面。请您简要谈一下曲宴中的书法。

王登科：曲宴，犹言私宴。通常指宫禁中帝王所主持的宴饮活动。在赋诗吟讽、寄兴抒怀的君臣酬酢中，总是伴随着书写的内容于其间。且不说赋吟唱答，笔墨必不可少，其实染翰挥毫本身亦足标风流蕴藉之雅趣。因此，在有关宋代宫廷曲宴的载述中，常有“御书飞动”“词臣挥毫”的场景。这其中也包括对“御书”的赞辞、法书的赏鉴，以笔、墨、纸、砚、法帖赏赐臣下僚属等活动。凡此种种，书法，成为了曲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历来文献于此多有言及。

除“挥毫染翰”之外，宋代宫廷曲宴中于书法相关的还包括观书、赏鉴、文房具的赏赐等内容。宋代宫廷的“观书”，类于今日的书法观摩与赏鉴。不过在“观书”中总夹杂着对先帝的追缅，以及所谓慎终追远的教化功用。尽管如此，以观书、赏鉴为主的书法活动，仍然是曲宴中最能助兴且又可比况风雅的形式之一。君臣晤对，品玩先贤、先王妙迹于酬酢间，诗酒年华，遥吟俯畅，正是曲宴之无穷的魅力所在。

总之，书法及其与之相关联的“观书”、文房具的赏赐等活动，成为了宋代宫廷曲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对我们考察宋代书法的发展及其风格的成因，都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

 

 

 

 

宗绪升：我们都知道文人与乐妓的交往固然不是有宋一朝士人的专例。但就其普遍而言，宋人却可谓始造其极。请您谈一下乐妓影响下的士人情趣。

王登科：缘起于宋初诸帝以“歌儿舞女”软化武士政策的实施以来，三百年间，有宋士大夫阶层耽于妓乐之风尚一直兴盛不衰。加之社会转型中商品经济所催生出市民化浪潮的影响，朝野上下普遍盛行声乐之娱。凡宫廷曲宴、官府宴饮，妓乐助兴侑酒，已成为制度在施行。而士大夫出入青楼、流连勾瓦更是司空见惯。

乐妓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阶层，在其参与宋代社会生活的表现中，尤其以他们与士人的交往最为突出。乐妓以士而身显，士人因妓而名扬。加之，出于竞争原因，乐妓们大都以歌新声、唱别调为时尚，并以其新巧的装饰来引导社会的潮流，这对广大士人的情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反之，士人们又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境界使得乐妓阶层更加趋于“雅化”。凡此种种，乐妓与士人的交往与相互的影响，不仅成就了有宋一朝的文学品质，而且作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它也成为了宋代书法风格与面貌为之新变的动因之一。那种对“风韵”的赏悦、对创新与“变态”的祈尚以及对“适意”人生的理解，似乎都可以在此找到颇为契合的答案。

 

 

 

 

 

 

 

 

宗绪升：士人与乐妓的过往与交游，可称得上为宋代社会生活史上的一大景观。如以书法为线索，我们会发现“书裙带”这一特殊现象，请您就此做一说明。

王登科：检索文献，我们发现“书裙带”一词，颇为频繁地出现在宋人的小说笔记以及相关的资料中。就其表象客观而言，所谓“书裙带”，是以“裙带”为媒介的一种书写形式，而且是在士人与乐妓的交游与往来中写题。一般情况下，宴饮席上，妓乐歌舞侑酒，士人清兴忽来之际，率性书写于其上。也有妓乐因仰慕座客之风雅，前来乞书于裙带间。更有出于辞行、话别之纪念而写就的情况。总之，就环境与场景的各不相同，“题裙带”的性质则也不一而论。但无论是属于哪种情形，它都寄寓了题写者当下的内心感受。而且作为一种颇为特殊的形式，它记录了士人与乐妓间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属性。同时，它也客观地反映了有宋一朝普遍的士人心理以及风俗习尚。

 

 

 

 

 

 

 

 

 

 

 

 

 

 

 

 

 

 

宗绪升：传统与时代，梦想与真实以及高雅与世俗构成了宋代士人精神生活中丰富而又多元的主体框架。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人生观念，他影响了文学和艺术的品质，同时它也影响了宋代的书学思想，请您谈一下书斋清玩与“学书消日”的书学思想。

王登科：书斋雅玩，即士人书房中的清雅玩好，如笔、墨、纸、砚等。作为一种实用的文房具设，古代文人士子于生活中可谓是形影不离，以至称之为“笔犁”与“砚田”。书斋中的雅玩是文人士子们的一种精神寄托，而雅玩中的濡染翰墨，便是“学书消日”思想的基础。

“学书消日”说，作为宋代书学中比较典型的理论主张，它最早是由欧阳修所道出的。欧阳修作为北宋文坛的一代翘楚，他对革新北宋诗文的贡献历来认为可与唐代韩愈后先媲美。而他所提出的“学书消日”说，同样也是对北宋乃至后来的书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寓道于书”的书法观，更成为了广大士人书家所遵循的时代风标。朱长文言蔡襄所谓的“儒者工书，所以自游息焉”的宣言，可以说正是这种书法观的互动与回响。而且，他不仅影响了士人书家的思想，同时更作为一种人生的价值观念，影响了有宋一朝士人的生活情趣与精神境界。晴窗之下，“消日”以学书，闲情逸致，妙趣横生，这种极具“浮世”意味的时尚与清流，也同时开启了宋代士人对书斋雅玩的耽嗜之风。

 

 

 

宗绪升：有宋一朝，士林标榜，文风郁郁。“适意”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人生态度，颇为士人所推崇和接受。请您谈一下“适意”的书写与“无意于佳乃佳”。

王登科：唐宋之际书法的变革与新尚，其主要动因是“书判取士”的渐至废驰。因而书写的功利性便随之消隐。没有了官方整齐划一规范与限定后的书法，便成为了有宋一代士人阶层比仪风雅、游艺人生的一种

时尚与清流。客观上，正为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新变，提供了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文化环境。宋人书法“适意”的祈尚，正是缘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

“适意”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人生态度，颇为士人所推崇和接受。尤其以苏轼最为典型。王水照先生曾将苏轼的人生个性以“狂、旷、谐、适” 加以概括，可谓贴切。而其中的“适”则尤其具有代表性。正是在这种人生态度与思想观念的支配下，他的生活与创作才无不展示出“微物足以为乐”的那种丰富的精神与内涵。

苏轼以“适意”为旨趣的书法观，深刻地影响了有宋一代的书风。无论是主张“随人作计终后程，自成一家始逼真”的黄庭坚，还是标表“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米芾，他们对“适意”的祈尚，一方面来自时代的馈赠，另一方面，则一定来自书坛“主盟”苏轼的影响。苏黄米导夫先路，后贤们袭尚陶染风从，从而蔚成了有宋一朝“以意相尚”的书法新风。

 

 

宗绪升：宋代社会的全面转型，是以“走向世俗”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在此前提下，我们看到日渐兴起的市民思想及其文化，如同一股强劲的飓风，影响化及着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据发现，宋人于论书中，总是夹杂着一些市俗间的口语及俗字，请您就此现象举例加以说明。

王登科：米芾曾以“蒸饼”这种食品来譬况薛稷以及世人所书之大字榜书。谓其“倒收笔锋”、“用力提笔”乃至“字愈无筋骨神气”，言指所书不备“锋势”而一味“刻意做作”。其实，豈止是米芾，就连风雅如欧阳修、苏轼、这样的文士，在论书中也常以“馒头”为譬，可见“市俗”风化之一斑。

以“市俗”饮食生活中的“厚皮馒头”、“肥皮馒头”，用以比类“肥字”和“虚锋涨墨”的俗字，正可谓以其“俗”还治于其“俗”物之身了。无论是米氏所言的“蒸饼”，还是欧、苏所谓的“馒头”，他们在特定的场合所以之为譬的具体情形虽有不同，但是，其表达的多是对“病笔”与“俗字”的讥刺。这种以“市语”评书的方法，贴切、形象，较之那种“征引迂远、比况奇巧”的前人论书，更见其活泼与生动之处。这是宋人的发明其实，出现的这种现象也正是此际社会转型与“走向世俗”的客观映现与标识。而宋人论书中的“市语”现象，也恰恰是“世俗化”在书法中的反映。它成为了我们在考察宋代书法新变时一个不容忽视、却又饶有新意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