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能否请正庚兄简单地介绍一下殷商至唐代的童蒙书法教育？

李正庚：自从文字产生以后，教育主要以学校教育和书本教育为主，书本教育首先要以文字的识读和书写教育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时期的教育都要从文字教育开始，而文字教育首先是从童蒙识字教育为开端。

殷商至唐代的童蒙书法教育，从书法教育的性质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实用性文字书写教育；从书法教育的组织情况看，殷商主要是官方学校教育，秦代亦是属于官办的学室教育，两汉至唐代，童蒙书写教育主要由私学承担。从书法教育的教材来看，字书仍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范本，至唐初以后，情况稍有改变，字书教育开始向名人法帖教育转变。

宗绪升：请问正庚兄对许慎将“指事”列六书之首有何高见？

李正庚：说实话，对作为分析文字字形的“六书”名目我没有深入研究，因此，对许慎将“指事”列六书之首原因，我不敢置喙。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郑玄认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认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郑玄和许慎的排名不同，说明当时“六书”理论还没有定型，这也进一步说明，“六书”原意即本义是“六甲”，到汉代，学者以“六书”之名另设名目，所有名称会有出入或者排列有所不同。

宗绪升：唐代书法私学教育有何特点？

李正庚：唐代书法私学教育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第一是书法教材的变化。其中又有两点，其一是字书的变化。唐代童蒙读物众多，敦煌出土文献，其中属于文字识读与书写教育的教材，据台湾学者郑阿财研究，有《千字文》、《新合六体千字文》、《开蒙要训》等，“依其体类可区分为：综合性识字类、要用杂字类、字样书类、俗字类、及习字类。”唐初还流行有《急就篇》，颜师古在《急就篇注•叙》中说：“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急就篇》逐渐被《千字文》所代替，敦煌文书中，多见有学童临写《千字文》的文字记录，而少见有《急就篇》流传。其二是字书教育逐渐向名人法帖教育转变。唐代敦煌出土了许多当时人的临摹法帖拓本，有王羲之《十七帖》、欧阳询《化度寺碑》、唐太宗《温泉铭》等，这说明名人法帖作为书写教材，已经有相当的普及。

第二是由于唐代私学书法教育，多采用名家法帖为书写教材，也就意味着书写不仅仅是熟练掌握文字识读，还注重书写的法度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唐代书法私学教育，开始注重书写的艺术性，并开始出现专门讲究书法技法的论著。唐代孙过庭《书谱》在论及《笔阵图》时曾说：“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编录”。《笔阵图》已被现代学者证实是唐代的手笔，与卫夫人无关。据孙过庭所见《笔阵图》，此书已在全国流行，虽说对其是王羲之所作感到怀疑，但也指出《笔阵图》是初唐、盛唐民间最流行的童蒙书写技法训练教材。由《笔阵图》演绎出来的“永字八法”，自盛唐以后，成为当时是一种通俗的楷书入门教学法，这种童蒙习字技法教育的论著，唐代以前没有发现，是唐代童蒙书法教育的新特点。

第三，唐代书法私学中，家学和师授教育非常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历经多次社会动荡和朝代更替，到了唐初，除北方少数如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还有些势力外，其余曾鼎盛一时的高门大族就都一蹶不振了。但是，由于书法教育本身的特殊性，书法家传这一传授模式在唐代仍然存在，甚至比前代更盛。所谓“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固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家传和师授传授的重点是笔法，固守家法、标举家风，笔法私传是中古书法世家书法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口传手授”的传授方法，并形成了笔法传授的谱系。

宗绪升：请谈谈唐代妇女教育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日本妇女对书法的学习现象。

李正庚：唐代私学书法教育，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妇女的书法教育非常普及和重视。

一、皇室专设侍书教育贵族妇女书法。当时公主就有专门派遣侍书教育书法的情况。如《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孟姜）墓志铭》云：“贞观初，圣皇避暑甘泉，公主随傅京邑…………表起起居，兼手缮写。圣皇览之欣然，以示元舅长孙无忌曰：‘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踪。’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 公主因缮写起居表字迹较优，太宗特派侍书、侍读加强她的书法、文词教育。又《北梦琐言》卷九：“僖宗幸蜀年，有进士李茵，襄州人，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家云芳子，有才思，与李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兼曾有诗书红叶上，流出御沟中，即此姬也。”云芳子为“宫中侍书家”，应为教习宫中公主书法之侍书者。

二、唐代在内宫专设书法博士教授书法。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掖廷局有“宫教博士二人”，“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新唐书》亦有类似记载，其注解云：“初，内文学馆隶中书省，以儒学者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习艺馆，又改曰万林内教坊，寻复旧。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

三、一般官宦人家，对妇女书法教育亦有相当重视。唐代李华专作家书，对女子书法教育特加强调：“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 正是由于对女子书法教育的重视，许多女子从小就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出土墓志对此记载颇多，如李从质女“及五六岁，能诵书学书，女工奇妙，尽得之矣 ；杨发女芸“诸兄所习史氏经籍子集文选，必从授之，览之再绎，尽得理义，勤于隶学，巧于女工” ；卢氏崔夫人“笔札雅琴，皆尽所善” ；王京“音律书数，不习生知”； 李黎“喜书习工” 。

四、一般社会底层，当时的社会习俗是教女要“习女工。议论酒食，温良恭俭，修饰容仪，学书学算，小心软语”。

可以看出，从上到下，唐代社会妇女书法是相当普及的，实在连我们今天亦难达到，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书法兴盛、乃至唐代文化繁荣的某些因素吧。

宗绪升：唐人尚法，你认为这个“法”指什么？

李正庚：我认为这个“法”，还是法度的意思。很奇怪，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唐人那么重视法度，单是有关执笔的论述就连编累牍（见下表）。

唐人的“法”，是对魏晋以来书法技法的总结，又是唐代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要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唐代实为中国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的转折点。单从社会生活习俗来看，席地跪坐和矮型家具逐渐被垂足坐和高型家具所取得，中国原来固有的书写姿势和书写条件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因此，唐人要在这种新的书写条件下确保书写的便利和流畅，由此提出了许多书写规则，即“法”，这是唐人尚“法”的第一个层面。第二，唐人特别重视楷书，楷法可以说是唐代尚“法”的显著特点。楷书（唐人称之为隶书）作为当时的正体和官方正式书体，唐人对其书写要求是很高的。当时政府各部门备有大量的楷书手。据《唐六典》记载，弘文馆有楷书手25人，崇文馆书手10人，秘书省楷书手80人，著作局5人，太史局2人，太子司经局25人，集贤殿书院书直及写御书手100人，这些书手总数达到247人，他们凭借书法入选，简择严格。另外吏部铨选，也要求“楷法遒美”。因此，说唐代尚“法”，实在是非常到位的概括。

宗绪升：怎么解释六甲是中国书法教育的起源

李正庚：李学勤在《中国文字与书法的孪生》一文中说“文字一经产生，书法也开始萌芽，文字与书法两相结合，彼此伴随，实系共出一源，不妨比喻为孪生姊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书法的起源与文字的产生是共生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早期书法史中，正是由于文字和书法的这种“孪生”关系，文字书写活动，即是书法活动，而文字书写教育，亦即是书法教育。考古证实，不论是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出土的刻画符号，还是约晚一千年之后青海乐都柳湾马家窑出土的刻画符号，都存在于比较大的地域之内的遗址中。这表明，这些符号在当时是该地区原始先民共同使用的，在使用过程中存在有相关的教育活动。传授刻画符号，这是游离于生产和生活过程之外的教育，初步具有专门化的特征，是后世文字书写教育的先导。目前所见到的中国最早成熟文字是甲骨文。在甲骨文中，就有关于文字书写教育的最早实物资料。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唐兰就从甲骨刻辞中发现，商人用甲骨干支表作为范本教学生刻字。陈梦家认为，“殷墟出土商代甲骨上的六甲或有商代卜史习刻之作，可证自古以来，六甲为学僮学写认字的第一课。”这个判断与出土的甲骨习辞实物是一致的。商代甲子表或六甲，是最早见到的中国古代文字书写教育的史料，也是中国书法教育的最早范本和内容，标志着中国书法教育的开端。这一书法教育内容，从殷商、西周，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由于童蒙识字和书写教材的变化，以六甲为内容的中国古代最早书法教育范本，逐渐被《千字文》等新兴的字书所取代。另外，我个人认为，《周礼》所谓“六书”之本意实为六甲，此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全国第八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

宗绪升：哪些学者把中国书法列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

李正庚：据我的观察，书家很乐于接受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个观点，学者鲜有附和此者。然恕我寡闻，到目前为止，我只见到我的老师刘守安教授对此观点是持坚决否定态度的，刘师观点具体可参看《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可能也有学者赞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但我囿于见识浅陋，并且研究不深，故很难给出赞同此观点学者的明确名单。我私下揣度，如果真正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有所了解的学者，就应该不会赞同“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个观点的。

宗绪升：该怎样定义“文化”？请剖析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李正庚：“文化”，在中国古已有之，其含义多是“文治”和“教化”的含义，“文化”获得现代意义，是在日本人以此词对译西洋术语的过程中开始的。目前关于它的定义有许多，其中公认权威的是文化学的奠基者泰勒给文化下的定义。在其1871年出版的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原始文化》一书中，他指出，文化或文明是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学者任继愈认为，广义的文化，包括文艺创作，哲学著作、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饮食器服之用等等，狭义的文化，专指能代表一个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从静止的分类看，就是一个组织与系统的关系，中国书法只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看到，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应该说还是很晚的事情，更多的情形是，作为一种文字书写或者语言的记录，其书写活动渗透在各种文化形态之中。诸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书法都与之有紧密联系。如制度文化中，古代科举制度和选官制度就与书法有密切关系，精神文化中，儒家“中”、“和”思想对发展的书法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因此，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平面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是立体的浑然一体的关系，所有，研究中国书法，不能脱离中国文化。

宗绪升：你认为中国书法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那么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该是什么？

李正庚：书法不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然而何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对此，我不敢妄自主张。不过，张岱年先生曾指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四项基本观念，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可能有学者认为这四个观念还值得商榷，但这四个方面应该是目前为止、对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最好的概括。我个人认为，从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这点看，说这四个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的核心”，亦不为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