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某个时刻期待某个人的出现，那个人在那个仿佛早已被预设好了的时刻将创造一个至美的典范，这个至美的典范将填充某一段特定历史的空白，再由这个被历史青睐并信任的人将这个至美的典范绵延下去，于是，一个人、两个人、一群人追而慕之、随之演绎，这个过程令历史都为之感动，历史选择了王冬龄。

从八年前王冬龄抛下那幅巨制草书《逍遥游》的第一笔开始，他便以其一味真诚的作风，逍遥地自在地倘佯在每一个特殊创作时空下的情境中，纵横驰骋。这个书写行为的意义难道仅仅是在于他一次次展示他对大字草书巨幅书法创作的能力？难道仅仅在于他将传统意义下的书法以其深厚的功力，用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引领其跨入“新媒体时代”吗？我想王冬龄的意义，更在于他时时刻刻都在履行他对教坛，对书坛，对艺术史的职责。

王冬龄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其艺术创作的成就上，而且更表现在其突出的艺术思想和艺术人格，以及对历史对生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寥寥无几。王冬龄的成就得力于他对自我生命、宇宙的感悟和沉思；得力于其用执着而深情的态度去体味人生、表现人性的合作方式；得力于他整个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心灵的纯化过程，正如王冬龄对书法、对艺术史、对人生身体力行，并概括的三个关键词：敬畏、感恩、努力。

——宗绪升

（王冬龄是我在艺术与学术上最为感恩的三位老师之一，另两位是崔学路和杨桦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