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弟弟

    老妈生了11个孩子，我是老二。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听说老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

    老妈说这是最后一个孩子，就当心肝宝贝养着。母爱从来不图回报，老妈说：“等这小家伙长大，我早就上黄泥山去了。”所以没指望什么，但就是偏爱小儿子。

   小弟弟上了小学、初中，我也已经成婚，先后养育了三个女儿。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那时是人生最艰难的一个时期，二女儿都差点被我养丢了，乐清老家的事自然也很少顾及。

    偶有空闲，想起老家的小弟弟，算一算时间，应该上高一了。我回老家想看看他的学习成绩，谁知他初中毕业便休学了，跟儿时的玩伴悠悠荡荡已消磨了半年时光。不是成绩不好，而是高中名额有限，镇里领导发话：“你家几个哥哥都是大学毕业，书不能都让你家读吧！最后一个孩子该去插队了！”听听这是什么逻辑？我肺都气炸了，可又有什么用。那是“文革”后期，“秀才碰着兵，有理说不清”是常有的事。我想：不是说“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吗？小弟弟在家乡上学的门被关死了，能不能在瑞安开一扇窗？事在人为，试试看！

    我请镇教办主任王学来老师（我初中时期的大队辅导员）开了一张证明，证明小弟弟已在当地读了一学期的高一课程，因生活费由我负担，所以要求转学到我工作所在地——瑞安中学——插班，继续完成学业。我拿着证明到瑞安中学为小弟弟办理了插班手续。两头的手续都很顺利，只是苦了小弟弟：比起其他同学，所有课程他都少学了一学期；而英语更惨，家乡的初中没有英语课，所以他的英语比别人少学了三年半；加上家乡的方言属于台州语系，与瑞安方言差别很大。小弟弟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课程落下太多，还得“哑巴吃黄连”，不好声张。那几年，真不知他是怎样熬过来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小弟弟上高中的这一扇窗总算在瑞安打开了！

    好在那是“文革”后期，没有像现在这样正规；好在那时小弟弟离开了儿时的玩伴，到了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新环境，除了读书，还是读书。高中毕业后，再经过盛笃周先生（我小学时期的启蒙老师）的悉心辅导，高考时竟考出全省文科第四名的好成绩，因而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由于劳累过度，小弟弟到了复旦，体检时发现肝功能异常，转氨酶高得惊人，学校立即将他隔离起来，继续观察，最后还是办了休学证明，让他一年后，带着每个月的体检表到学校复查。这一年中，我那做医生的老爸精心为小弟弟调养治疗，每月体检各项指标均合格，到了复旦再进行复查，没发现异常，于是准许上课。真是好事多磨。

    复旦毕业后，他进了经济日报社，慢慢从记者升到总编办主任、总编助理，后抽调到中南海工作一个时期，再进中央党校学习，去年11月，由中组部“空降”到河北省省会城市石家庄任副市长……

    当初，在那个有理无处诉的年代，小弟弟在家乡的求学之门被活生生关死了，差一点毁了他的前程，如今，家乡却是以他为荣呢；当初，老妈以为等“小家伙”长大，她早就不在人世了，谁知，小弟弟参加工作后，已经尽孝二、三十年。众多兄弟姐妹中，还数他最孝顺。老家一有风吹草动，他总是大老远从北京“飞”到老妈身边。老妈现在已94岁高龄，想不到有今天的苦尽甘来……

   这真是世事难料，人生有很多变数，愿我们大家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