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绪升：李彤兄有幸先后师从徐无闻和黄惇两位先生，两位先生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同时又是纯粹的书法家，你从两位导师那获益最多的是什么？

李  彤:能得到先师徐无闻先生和黄惇先生的亲授，真的只能用幸运来形容。直到今天，对两位先生我都心存感激，某虽愚钝，但蒙两位先生不弃，得以在两位先生身边朝夕侍学，应该说，不论是在做人、治学还是治艺上都受益匪浅。我虽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书法，但若没有入徐先生之门先生的当头棒喝，也许我至今还在书法之外徘徊而沾沾自喜。记得93年周永健曾问我在先生门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方知今是而昨非”。不论是徐无闻先生还是黄惇先生，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学问的看重，都十分强调学问对于治艺的重要性，这是我感触最深的。

宗绪升：我了解到一个现象，当代有些书家，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果，也根本没做过什么学术研究，仅仅凭借他们在书法上取得的所谓成就，却能受聘到某某学院作上了硕导或博导，你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你认为，作为一位书法博士或硕士生的导师，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

李  彤：外聘教师已成为当代书法高等教育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究其因，主要是书法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与教师短缺的矛盾所引发的。这其中有一些应该说是能够胜任高校教师职责的，但有些却勉为其难。不可否认，如果用时下的标准来看，有些外聘教师在书法创作上是有所谓成就的，但即便是一个一流的艺术家也不一定就可以成为一个一流的教育家，因为艺才不等同于师才，“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之所以难觅，就在于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教育家不仅要具有一流的艺术水准，更要有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学科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作为教育的保证，以及作为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更何况，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社会上的，仅仅能写一手“蛮好看”的毛笔字，甚至连字也不能算好看的所谓“书法家”也借着高等书法教育教师短缺的窘迫走进了高校的讲坛，这些人中，有些一辈子自己都没搞过什么科研，甚至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写过，让他怎么指导研究生进行研究？

宗绪升：作为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领导，从你们学院以及兄弟院校的书法教育来看，你认为当代学院书法教育缺乏什么？

李  彤:至少在我看来，当代学院书法教育不是仅仅在哪一方面的缺失，应该说诸多方面都亟须进一步提高。

首先从高校的职责来看，高校除了培养专业人才，还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要站在学科的前沿，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然而，至少在目前，作为高等教育的书法，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没有显现出来。反过来有时候，高校会抵挡不住社会风气，会被牵着鼻子走。这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但作为高等书法教育的书法，应当努力去改变这一现状。

其次，在我看来，目前高等书法教育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那就是“重技轻道”。 这一点，不论是从书法教学的课程设置、教学的评价乃至学生对于各门课程的学习的重视程度都有相当明显的体现。以至于不在少数的书法本科毕业生，在经过了4年的高等教育以后，除了在书法技法上取得了一些进步，不仅缺乏作为一个书法工作者必要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甚至连基本的专业理论修养也难以达到较高的水准。这决不是笔者夸大其词的耸人听闻，可以说，这样的情况在当今的书法高等教育中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个书法本科毕业生不会写专业论文已经不再是什么稀罕事，而即便是有些有志于书法的学生，考研究生时在专业理论课考试上所表现出来的水准有时也会让人瞠目。不论是在书法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非书法专业毕业学生的书法理论素养高过书法专业毕业生，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虽然，所有的学校都更愿意招收理论素养好，且又有相当书法技法水准的书法专业毕业生，但结果在面对书法专业毕业生糟糕的理论素养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非书法专业的学生，这种在考研时，本专业学生竞争不过非专业学生这一在其它学科中少有的现象，在目前全国书法专业的研究生招生中却不在少数。

造成这种重技轻道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许多人对于书法艺术认识的偏颇；其次是教学评价机制以及教师自身素质的缺失；再次，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导致了学生在学习中对于“技”与“道”的厚此而薄彼。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如果不得到纠正，长此以往，不仅有碍于高等书法教育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会给书法艺术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

宗绪升：你认为当代书法史研究方面尚存在哪些最需要书法史研究者去思考的问题？

李  彤: 不可否认，近年来，随着书法史研究的越来越专业化，我们在书法史研究上，特别是在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真伪的考辨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然而，在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的今天，书法史研究，依旧存在着诸多需要书法史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和许多明显的不足。我以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书法史研究者们大多不太重视史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不太关注当代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导致在书法史研究上存在着许多尚待思考的误区和盲点，而研究视野不宽、方法较为单一更是颇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要和绘画史及文学史研究比较一下，书法史研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宗绪升：当代书法史研究者对书法史的研究当持怎样的研究观念与研究方法？

李  彤:在书法史研究上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我以为一方面是在前人的研究上不断深入、不断细致化，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拓宽视阈，在史观和研究方法上有所超越。

所谓历史，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不在场的过去，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历史过程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是无法再现的，我们所进行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根据当时所留存的具有一定意义的实物和资料以及后来史家的撰述为依据，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人为的叙述和复原。所以说，所有的“书法史”都只能是对书法艺术发展历程的一种人为的阐释，不可能做到对历史的完全客观地描述和复原。因为撰写历史本身就存在着“谁在叙述、叙述什么、怎么叙述”的问题。赫伊津哈对历史的定义就相当的精辟——“历史永远是强加于往昔的一种形式，仅此而已。它永远是对在往昔中所寻找的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即便是纯粹的叙述，已然是某种意义的传达。消化这一意义的过程，可能带有半审美的特质。”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无限夸大我们对书法史研究真实性的怀疑，否定历史的客观性。但我们认为，任何对书法史的阐述即便是一种符合历史真实的阐述，充其量也只是从某个视角或某个层面对书法史的把握。因为历史的真实状况往往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而，“揭示古典的真实”还将永远地进行下去，这大概也正是人文学科研究的特质和魅力所在。因为多一种视角的体察和阐释，不仅有可能帮助我们找回曾经有过的忽略，也许还可以消除我们研究视阈的盲点，如果这种阐释不是无中生有的臆测，它都会从一个层面揭示出历史的可能，都会使我们书法史研究的“逼真性”更进一步，从而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我觉得是研究者秉着自身的知识结构、史观和书法艺术观对方法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方法本身并不存在着好与坏、先进和落后，每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但拓宽视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重新提问”应当是在书法史研究中大力提倡的。

宗绪升：你觉得对于书法史的研究当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李  彤:研究中国书法史首先自然是必须建立在对史料的研究基础之上，史料的挖掘、爬梳、考证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再天才的对于书法史的描述和建构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式的臆想。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对于史料的真实性是十分地重视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需要史料的真实性作为保证，这一点无庸置疑，但问题是真实的史料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

宗绪升：你认为书法史与书法理论研究中的“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存在什么冲突？

李  彤: 在当今的书法史研究中，有所谓的“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争执，究竟“史”与“论”孰重孰轻本来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因为二者都是书法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说这是书法史研究的正常学术分工。近年来，“史观派”之所以在争执要受到“史料考订”派更多的责难，我想除了学术观念上的分歧，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史观派”没有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有较为明显的突破，没有得出什么令人折服的理论结论，同时也与一些所谓的研究者在研究中的不切书法史的实际，不注重史料的研究，有“空虚之学”的倾向不无关系。但问题是史料的考订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书法史研究的全部，因为研究书法史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考证而考证，考证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在实证基础上，体察历史的真实。因为史料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它只是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一些足迹，而研究历史的目的真是要通过这些足迹来探究历史行进的过程和轨迹。因此，我们认为并不能因为有人“游谈无根，束书不观”就轻视理论的研究。而目前书法史研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正证明了理论研究的迫切和亟待加强。

宗绪升：请问要做到书法创作的合规律性应该具备哪些重要的条件？

李  彤:最重要的就要对书法艺术自身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对于古人书法和当代书法的评价标准往往不同，说道《兰亭序》几乎所有人都不敢不说好，说道黄庭坚，我们也会和古人一样，说他“画字”，做作。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兰亭序》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可能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所以然来，说得在极端一点，如果现在把《兰亭序》拿去参展，也许入选都是问题。黄庭坚如果做作的话，按照这样的标准，现在许多人的作品只能叫忸怩作态了。这说明了什么，一方面现代人对传统还存在着敬畏，但另一方面，实际上在内心对传统又并不是那么认同，只不过对传统不敢轻易否定，怕别人说他不懂书法。

现在许多古人的观点似乎轻易地就被我们所否决，比如“字如其人”，比如一个人的道德、文章与书法艺术的关系，更有甚至把书法艺术能不能脱离汉字这样一个伪问题拿来讨论。凡此种种，其实皆反映了对书法本体认识的模糊。

宗绪升：对于书法本体论讨论的意义何在？

李  彤: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出来的一朵东方艺术奇葩，众所周知，随着西风东渐，文化的转型，当代的文化生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因为如此，许多对于书法艺术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变成了问题。误读书法艺术，从而导致书法艺术在当代的异化，都使得书法艺术在当代看似红红火火的背后蕴藏着危机，因此当然有必要要对什么是书法、什么是书法家、什么是书法史这样一些问题进行追问。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人很推重所谓的“民间书法”，过分夸大“穷乡儿女造像”之类的艺术价值，在书法鉴赏辞典上把它和王羲之的作品相提并论，各占一页，所不同的只不过王羲之的作品优美，而“穷乡儿女造像”古朴自然，如果这样，那学书法又有什么意义呢？书法家的价值又何在呢？换句话说，练了一辈子也就是个优美，不练，也可以自然。两者只是审美趣味的不同，而无高下之别。殊不知在否定传统的同时否定了书法家自身的价值，甚至是书法的价值。

宗绪升：李彤兄对什么是书法什么是书法史有许多自己的见解，我想套用柯林武德认为颇为难解的“历史学是作什么用的”的问题来向兄提问：书法史是作什么用的？

李  彤:所谓以史为鉴。任何一个艺术的规定性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理解书法史，首先能让我们对书法艺术本身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次，也会使我们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宗绪升：请兄推荐几部对有志从事书法史研究的读者朋友有必要去读的书，谢谢！

李  彤:本人才疏学浅，不敢枉自推荐，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想除了像《中国书法史》（七卷本）这样能体现当代书法史研究最新成果的专业书以及其它一些书法理论书以外，中国文化史、艺术理论、历史学方面特别是新史学方面的书也要读，具体的我想还是各取所需吧，这个没有也不该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