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物兄》的主要核心情节，是身在美国的新儒学大师程济世选择了叶落归根，回到国内，开展他的研究。

他的回归，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竭尽全力，敞开胸怀，欢迎儒学大师归来。

那么，程济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如同石子一样，在国内震荡出圈圈涟漪，这个影响，是良性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透过小说的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对程济世依然采用的是春秋笔法，看起来，对他是意图恭维讴歌，但是字里行间，却蕴含着对他的不屑与讽刺。

我们不妨看看作者是如何揭开程济世的虚假、虚伪、虚荣的真面目的。

首先，国内学界的不以为然。

在小说里，写出了一大群国内的各色人等，大体集中在政界、商界与学界。政界人物、商界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好人。而在学界之中，作者塑造了一群正直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可以看出，作者对自己身处的知识分子圈还是比较手下留情的。

而这一群在小说里处于正面角色范畴里的学界人物，都对程济世表示了不屑，而这些学界人物都用他们各擅胜场的学术立场，表达了对新儒学的评判。

在小说里，作者对老一界学人，重点是推出了四位，他们就是：何为、张子房、乔木、姚鼐，这四个人是济大最早的四位博士生导师，有人私下称他们为“四人之帮”。（P271）。

这四个人总体来说，是代表着中国学界的各个学科的精英。我们依次来看看他们对程济世的态度。

这四个人中的“何为”，是哲学系教授，在小说里，把她写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也是大学学界里的最完美的一个人物。她是柏拉图的研究权威，是古希腊文化的国内传承者。

身为一个中国人，她关心与研究的却是古希腊的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她与在海外研究儒学的程济世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与对应。显然，作者通过她这一个形象的设计，展示出中国当代文化，只有从西方文化源头上，汲取营养，才能够融入世界，实现中华文化的振兴，而这背后反过来就足以说明新儒学无法担负起振兴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

在何为老人的话语中，多处表达了她对新儒学的否定性结论。如她认为：“程先生身在海外，有着广阔的话语空间，但程先生却浪费了这个话语空间。”（P301）

她的学生文德斯说：“老太太不喜欢孔子，她要知道我去研究孔子，还不活活气死。”

应物的丈人乔木先生，研究的古典文学，对程济世同样表达了他的不屑的态度，如他话中有话地评价程济世：“济世先生是富家子弟啊。富家子弟做出的学问，好啊，好就好在有富贵气。钱钟书的学问，就有富贵气。至于与老百姓有多大关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P62）

也就是说程济世在海外研究儒学，与中国的老百姓根本没有关系，这与何为老太太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程济世没有发挥他的话语权作用，一句话，就是他没有什么影响力。

张子房，经济学家，八十年代的时候，重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所以又被称作亚当。他远离车水马龙的名利场，抛弃争吵不休的各类圈子，而是沉入社会底层，住在城市大面积改造大潮下命悬一线的残留的胡同区中，而有意思的是，他所在的胡同区，正是程济世先生朝朝暮暮而找不到真正位置的童年时代生活的那个院子。

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角落，张子房却继续探讨着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考虑着民众的生存路径。他说：“只有住在这里，我才能够写出中国版的《国富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体会到原汁原味的经济、哲学、政治和社会实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手’。”

张子房这个角色在小说中出场不多，因为他后来被认为疯了，离开了学界，但何为老太太却对他很是器重，而张子房一直没有忽略对中国经济的关心与关注，但他没有高高在上，脱离民众，而是沉浸在与民众混居在一起的大杂院中，而尤其荒诞的是，当程济世对自己回国的最大希望，就是修复自己小时候的故居，当地政府也围绕着程济世的指挥棒忙的团团转，从省长到校长，都在为程济世的那个面目全非的童年居处四处寻觅，难以定位，最后只得胡乱地择了一地，当作程济世的故居，在这里大肆拆迁，兴师动众，搞得民怨沸腾。而真正的程济世的童年住处，恰恰成了现在的张子房居住的地点，而张子房在这里安之若素、宠辱不惊地进行着他的真正的忧国忧民的实务研究。

可以看出，程济世回国后所梦寐以求弘扬儒家文化的地点，恰恰是一个没有记忆根基、没有人文气息、没有历史渊源、没有文化负载的空中楼阁，而他的真正的承载着他的幼年梦想的故地，却被遗弃荒废，但正是这个破败之处，却被致力于中国经济振兴的中国学者作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活水之源。

小说以此想说明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新儒学的基础是架空的，而真正支撑着中国振兴与发展的，却是那些脚踏实地、沉浸民间、接收地气、民气、人气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所在。

小说里还提到张子房的一句话，可以更点题地看到这位经济学家的追求，“不论是从事哪种专业，只要是知识分子，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减少两者（百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前的张力，防止社会的断裂，杜绝社会秩序的坍塌。”（P550）

张子房的研究，都可以看成是对社会裂痕的修正与弥补，而身为儒学大师程济世的回归，却引发了一股商业的波动与震颤，通过一连串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引发了一连串震荡，诱发了张子房所说的两个利益之间的激烈对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学大师的引进与回归，带来的不是社会张力的释放，反而是更多的紧张，这一切，并没有逃脱中国知识分子的火眼金晴，而真正有利于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正是这些没有名利欲望、没有虚张声势、没有前呼后拥的普通知识分子。

四大学者中的姚鼐，是考古学家，小说对他的描写涉及不多，但他有一个女弟子芸娘，却是小说里可以排名第二的正面人物，排名第一的是何为老太太。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情有独钟，颇为厚爱，最好的人物形象，都放在女学者身上。

芸娘“后来从考古学走向知识考古又走向了现象学研究”，同时也研究语言哲学。应物对她的观点非常了解，在谈到程济世时，应物兄说：我知道，您不喜欢他。（P841）她对应物热心于筹办儒学院，指出“神经若是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对于身心是不利的。”（P848）。她认为应物兄不值得新儒学的回归整天忙个不休，其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

二、新儒学夸大儒学的作用。

程济世回归国内，被国内的学者称为“胡汉三回来了”，暗含的讽刺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对他的作用并没有作出过多的肯定。但是程济世却自命不凡，自认为对中华文化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

程济世在在北大演讲的主题叫《儒教与中国的“另一种现代性”》，他高度评价了自己的功绩：“经过海内外儒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从冷战时期的红色中国，被重新定义为儒教中国。现在，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七种文明的划分，还是贝克的‘当代文化空间分布的构型假说’，都认为儒教就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标签。随着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中国对其自身价值的抒发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须。中国，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即举世瞩目的‘中央之国’。”（P326）

在程济世的话语里，中国的发展是儒学的贡献，然而，小说却明白无误地传达出，中国的腾飞，更取决于那些真正的脊梁。

在小说里，双林院士可以说是一个中国脊梁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著名科学家，五十年代，只身奔赴西北投身中国的核弹研究，奉献了自己的才智，因为长期离家，与儿子关系并不好，但是，后来儿子却渐渐地理解了父亲的奉献精神，也传承了父亲脚踏实地的治学传统。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新儒学大师的声名大振相比，双林先生却被人们淡忘。如小说里写到，他在在济大演讲却无人问津。应物兄在演讲现场，看到很多听众纷纷退场，不由心里大发感慨：“这些人实在无知，真是有眼无珠。他们难道不知道双林院士和他曾经代表的那个杰出的团队，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却让它悄悄溜走，岂不可惜？”

后来应物更对双林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在心里作出了非常正面的教科书式的高屋建瓴的评价，小说写到，他对双林“了解得越多，越觉得双林院士和他的同伴们，都是这个民族的功臣。他们在荒漠中，在无边的旷野中，在凛冽的天宇下，为了那蘑菇云升腾于天地之间而奋不顾身。他觉得，他们是意志的完美无缺的化身。”（P947）

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新儒学大师把中国的世界地位，归因于儒学大师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作者在小说里，却歌颂了那些扎根在中国的国土上为国家默默奉献的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回答了什么才是中国进步的真正动力源。

三、新儒学的学术是和稀泥。

小说里并没有对程济世的新儒学作全面的介绍，但有断章只语，闪现了程济世的学术思想，但是从这些点滴思想来看，程济世的学术，带有相当大的投机性质，看上去就像是和稀泥，他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坚守。

书中写道：“程先生多年之前就撰文说明，二十一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和谐社会。这个说法在西方影响甚大。西方学术界以此认为，中国后来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就是受到了程先生的影响。不过，程先生据说的‘和谐’，是真正的‘和谐’，里面包含着张力，可控的张力。”（P130）

这也是程济世能够得到国内各界欢迎的原因，但实际上，正如小说中所点明的那样，程济世的概念仅仅是字面上相同，内涵并不一样。

程济世的对“和谐”的解释，在小说里也曾提及到：“即便是望文生义，从字的构成上看，此二字也应解释为：地里先有庄稼，锅里先有饭，人人才有一口饭吃，是谓‘和’；先划定个话语空间，尔后再开口讲话，是谓‘谐’。所谓先确定伦理纲常，人人都来遵守，就叫‘和谐’。和谐是最要紧的。中国最怕乱。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一乱，就完蛋了。”（P156）

对程济世的高论，小说中有一个颇为具有反叛精神的学者费鸣对此颇不以为然。这个费鸣是应物的学生，甚至有一度时期，对应物兄也是竖起了挑战的姿态。这个费鸣曾经对程先生的和谐论点进行了讽刺，他说：“驴子与马通婚，生下了骡子，实行的是和亲政策，促进了种族的融合，体现的是和谐精神。程先生不是说了，‘和谐’二字就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这种贡献，就集中地体现在骡子身上。”（P367）

程济世的理论几乎破绽百出，一戳就破，这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理论没有什么核心坚守，而只有奉迎机变，他一直强调“我们的儒教文化强调实用理性。”（P337）正反映出程的理论偏颇，就是只强调它的理论具有实用性，而没有注重它的理论可坚守性。所以，程济世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了他的新儒学这个筐中。比如，小说中写道：“在程先生看来，只要有兼济天下之情怀的人，都可以看成儒家，马克思当然也可以看成儒家。（P662）

因此，一个神学教授指责新儒学：“中国人做事，处理的都是变量，不是定量。没有价值观。”（P327）

程济世也不得不承认新儒学内容上存在的尴尬，他为此辩解道：“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也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孔子此时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P331）

对于程济世的这种随意与擅自改变新儒学内涵，而使之能够装进各种社会现象，学者乔木敏锐地作出了批评。乔木对程济世一直不待见，多处冷言冷语，加以讽刺。他在批评中国文学现象时，也顺便批评了儒学的弊端。这是他在提及新乐府的纲领性文件时点到的，他说：“这里面有投机主义成分。投机主义，逢场作戏。中国人的老毛病了，不好改。或许这就是你们儒家强调的实用理性？……你每天研究孔夫子，孔夫子的话，大都是废话，……”（P653）

程济世的没有立场，小说里屡屡加以提及。小说中提到，只有有说中华文化不好的地方，程济世都要进行辩护，这反映出程济世从骨子里，对中华文化还是偏爱的，有着情感上的倾斜，但这不意味着一个学者可以用情感的好恶，来代替学术上的坚守与坚持。比如国内的夏商周工程，受到了国外学界的争议，但程济世一味地为这个工程辩护，而且主动给国内参与这一工程的姚先生来信，说“回国时一定来拜访姚先生及乔木先生。”

他如此地讨好国内学界，乔木看的很透：“他跟我套近乎，也跟姚先生套近乎，说明了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程先生要回国了。从这里看出，程济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的，这正是他在本质上所具有的投机动机所决定的。

四、新儒学的口是心非。

程济世回国，他的弟子、赞助商黄兴先行探路，而黄兴到国内来，实际上是打着儒学之名，进行他的商业经营活动。但黄兴从口头上，却不忘记儒学这个招牌。

小说里写道：“黄总说了，他的生意做得好，就是信了孔子那一套。”（P94）

但实际上，黄兴的经营行为，与儒学没有关联，但是，不仅是他本人，就是他的师傅程济世，都要为他的投资经营行为套上儒学的名号，尤其是程济世，还为黄兴的“师出无名”的稀里古怪的投资计划，从儒学概念里寻找理由。比如，黄兴到大陆来之后，经过一番考证，对大陆方面提出的硅谷投资计划缺乏兴趣，却把主要投资方向，注入到避孕套与中国宠物的穿戴产品方面，可以看出，小说作者对此是作出讽刺性描写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黄兴的投资，无关科技实力的提升，而完全是侧重于人欲与骄奢淫逸的消费层次，与儒家的精髓有何共同点？

但程济世却不从根本上对黄兴的投资计划，给予精神上的指导，反而“先生对他的项目非常支持”（P777），而且从理论上，为黄兴的投资计划寻找价值支撑，如他认为宠物的穿戴问题不是小问题，孔子对穿戴是极为看重的。程建议穿戴要用青色做基调。（P778）。

在程济世的这种口是心非的不良风气洇染下，自然会有一群各怀动机的学者打着儒学的名号，捞取自己的利益。小说里写到一个名校毕业、后来偷渡到香港、回国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易学大师的唐风，在国内以算命招摇撞骗，但他却大言不惭地将理论源头拉扯到儒学上来，他声称“儒学太重要了。没有儒学，堪舆学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儒学支撑，堪舆学就是有肉无骨。”

可以看出，作者将程济世身上的言行不一与国内不良的学风搅拌在一起，发起了他的对知识界不良风气的强力抨击，这才是《应物兄》这部小说的警世意义与价值所在。

五、新儒学的圈中人没有道德原则。

小说里写道，黄兴因为摸了一下女演员，赞助了该演员主演的一部电影，程先生事后批评了黄兴，“这是拿钱不当回事”。

程济世根本没有从道德上看到黄兴这一行为的劣根性所在，而仅仅看到了给钱带来的影响。

程济世对黄兴十分依赖，但黄兴这个人物在小说里，即使按照儒学的道德观，也是一个典型的声色犬马、没有人性、没有底线的商人。比如小说里写道“即便家里死了人，子贡（黄兴）都懒得听取汇报的。（P554）

而具有这种人性缺失的商人特征，不仅存在于黄兴身上，小说里提到的国内三个投资儒学院的商人铁梳子、陈董、雷山巴都是一流货色，他们为了自己的一已之利，无视环境的破坏、无视城市历史的毁损、无视拆迁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三个人，一个女人二个男人，却无一不是沉湎在人欲横流的自然生存状态之中，道德品质严重低下，然而，却是由他们来兴建儒学基地、承担复兴儒学大业的使命，小说的讽刺意味可以说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从上面的阐述来看，小说对程济世的讽刺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在否定了程济世这一新儒学大师之后，小说里推出的正面形象与人物，如何为、芸娘、文斯能、双林及他的儿子，这些人物都汲取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并且身体力行在中国的现实实践中，传播着文化的力量与科技的力量。这才是中国真正的脊梁，而不是小说里用重金请回来的新儒学大师程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