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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现在出现双轨并驾齐驱的态势。一方面，是网络文学动用所有的煽情的力量，吸取经典文学作品的叙事功能，打造出吸引读者的强烈愉悦氛围，另一方面，是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刻薄自己的文学功力，用诘曲聱牙的文字挑战读者的接受能力，这些文学作品固守在文学杂志上，借助那些圈内人阅读的局狭的版面，制造自己自得其乐的影响。

有趣的是，纯文学作品一般占据体制内评奖的制高点，每到评奖之时，这些孤芳自赏的纯文学作品，总是各类奖项的座上宾。而更多的情况下，这些纯文学作品还会自我打气，恰到好处地嘲弄一下那些风光一时的网络文学，认为纯文学作品发表更为困难，价值更为高明。

但毕竟读者受众的层次很广，各种文学题材，都应该能够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纯文学作品能够立足也应该立足的原因。

胡迁的长篇小说《牛蛙》应该属于追求荒诞风格的纯文学作品，从作品本体来说，的确是对阅读的一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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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以“我”为叙事主体，描写的主角，毫无网络小说里主人公人设的英雄色彩，只是一个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年轻人，几乎是五毒俱全，吸毒贩毒，玩弄枪械，赌博放贷，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但这种命悬一线的刺激感，正形成了这种效法于“跨掉的一代”所追求时尚的极度快感。

但并不能说小说的叙述者就是作者本人。小说中的“我”从来都不是值得信赖的。而对照一下作者的履历，小说里提到一个名叫赵乃夫的人，倒基本上沿袭了作者的真实身份。小说里对赵乃夫的描写是：赵乃夫身高一米九，25岁时因为追求一个女孩未果，而从一个不起眼的大学退学。29岁时考上了电影学院。在学院里有一段情史，他用这一段情史，写了一篇小说，在一家国家期刊上发表了。

这一段经历完全是胡迁的个人真实经历的缩略。但现在在小说中，作者的原型成为小说叙述者的旁观所见，且作了讽刺般的渲染，由此可见，小说里的叙述者“我”并不代表是作者本人。作者需要有一个生活的洞见者，这个洞见者，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只是作者从需要出发而界定的，就像好莱坞电影《莫扎特》中，叙述者是一个害死莫扎特的阴险音乐家，这一个视角，并不是编导的立场，只是电影需要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视角，来透视一个既往的历史人物而已。

那么，《牛蛙》中选择了一个有着“跨掉的一代”或者叫“多余的人”基调的年轻人的视角，来透视他所要表现的社会，究竟看到了这什么？这才是小说值得玩味的地方。

从小说的表层故事来说，是一个大款为了阻断儿子与一个女人的婚姻，责令这个女人与“牛蛙”结婚，而这个女人本来就有婚史，经历过生活的种种历练，对婚姻早已看透，什么样的结婚对象都无所谓，她看到的是大款的金钱压力，也乐于投桃报李，甘愿入彀，从而在小说里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荒唐点：“一个女人要与一只牛蛙结婚”，并为此展开了盛大的婚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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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现代派小说家，都喜欢将人“变形”成动物，以折射出人类生存的荒谬感。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而在《牛蛙》中，一个女人与牛蛙结婚，沿袭的是经典作品对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怀疑与否定的悲剧性看法，作者在小说里直陈的事实是，当一个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真爱，那么与任何一只动物结婚，也就不是什么讶怪的事了。

然而，《牛蛙》不仅仅是对人生的无常与失落，作出如此愤激的变形处理，更在于小说里还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意义。

这就是大款从事的是一项房地产事业，他在城市的两端，建起了两个小区，这是大款用来挣钱的目标，但奇怪的是，这个大款，一面投入财力，兴建小区，另一方面，他又暗中阻止小区的落成，致使小区成了鬼城，而他最大的意向，就是用他暗中设置的地下排水管道，导入粪便，淹没整个城市。这个喻体式的故事情节，我们并不难在生活中找到某种对应。我们会看到，有一种事业在竭力推进时，主事者却暗中破坏自己的计划，减缓自己的行动，埋伏下另一个摧毁自己当初建立目标的伏笔，其目的在小说里借助这个大款的儿子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解释，不妨摘录如下：“张乔生（即小说里的大款）其实暗地里在阻止城市规模扩大的进程。因为，原本用于扩大规模的资金，大部分用在了对城市主体作用不大原建设上，那些地标建筑，政府楼房，甚至这些年多出来的数个巨大广场，都阻碍着空城融入市区中。”（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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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深刻性是透过人性的层面，超越了荒诞的领空，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看似荒诞但却有着权力与金钱考量的更为严峻的冷酷真象，令我们感到，作者在小说的表象式的貌似魔幻的迷障背后，其实隐伏着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与解析，也构成了小说的软性表象下的硬性坚壳，令这部小说获得了足以站立起来并将锐利的矛头投向现实的强大的支撑力与攻击力。

作者在叙事上给人带来极度不快的原因，是因为作者对文字采取了一种压抑的低调处理，努力淡化与弱化人物的正常心理，让人物被大段大段的人为化的对话所淹没，作者采用的手法，几乎相当于王朔式的后退一步、反攻为守、以退为进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叙事技法，在对话时，主人公正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往后退位，一有锋芒射来，便后退一步，令整个小说的对话根本不符合正常的生活情态，但却意在言外地带来了一股特别的叙事色泽，为小说烙印上了融化到叙事底线上的荒诞风味。因此，语体上的荒诞，才是能够与情境上的荒诞并驾齐驱、同频共震的核心关键所在。在这个基础上累积的现实指向性，又让小说猛地跳脱出来，获得了它的坚固而牢靠的骨架，令整部小说怪中有味，幻中有实。对于一个喜欢这类风格的读者来说，值得仔细地品味，把摩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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