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写了《日本人的“真面目”》后的卞毓方偷师学艺

 

 

卞毓方老师的《日本人的“真面目”》出版，他先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我得以先睹为快。

 

坐在电脑前，还间或辅助以电子书，把卞老师的大作读完，但也只能算是囫囵吞枣，因为卞老师对日本的分析真算得是鞭辟入里，深入到骨髓里面的，初读一下，只能感受一下最外层的皮毛。

 

但是见到卞老师的面，还是一下子被卞老师拷问住了。2016年9月24日上午九点钟，我再次与卞老师晤面。

 

他当时说起，看问题，要看住本质，要抓住中心，用你的眼睛一眼去看透。他说：你们的文笔还可以，但是缺少的是要能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某个时候，某个部门曾经要组织写一个关于日本的书，找来了很多人，都曾经在日本呆过，干过相关的工作，他们都侃侃而谈。他听了着急，因为他们谈的很多，但没有一样有用的。他打断他们的话：你们停下来，我问你们一个事。

 

“你们知道中日建交是什么时候？”

 

听到这个话，我立马作出反映。我自诩为刚刚才读过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立刻回答到：“1972年。”

 

卞老师说：那是与日本恢复邦交，这是恢复，而不是建交。

 

他说：中国人所以马马马虎，什么事情都弄不清楚。

 

被他说了，我觉得自己也有这种中国人的通病，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只知皮毛，不知究里。

 

做人做学问，都要认真。卞老师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要认真、仔细，要深入地观察，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他说：当时现场有人说中国在唐代的时候，就与日本人建交了，但那时候日本称臣于中国，属于一种臣属的关系，现代国家的概念，只是近代才有的，怎么可以说古代与日本有建交关系呢？

 

卞老师到最后都没有告诉我中日是何时建交的。他只不过是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要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求学方法。

 

他又提到《北国之春》。这在他的书中有专门的一篇。但实际上，接下来听卞老师的分析，我发现自己又没有深读。他说，你没有觉得歌词中有一点瑕疵吗？或者叫错误。他是找了日本的原文之后，发现了这个瑕疵。他说，城里不知季节变换，为什么城里就不知道季节呢？难道城市里就没有树什么的？我说：也许他是想说城市里没有乡村的那种季节变化的直接感受吧。他又说道：“妈妈犹在寄来包裹，送来寒衣御严冬”，作者是站在南方的角度，母亲在北方已经感受到春天了，那么，还会给孩子寄来寒衣吗？这就是这首作品里瑕疵。

 

仔细一想，卞老师所说甚是。这就是一种认真的态度。但卞老师又说：但这个我在文中，也没有说他是错误，只能说是瑕疵。这首诗的译者吕远还在，有九十多岁了吧。

 

可以看出，卞老师在深入地探询研究的时候，始终抱着一种认真的态度，如果没有这种认真，就不可能看透历史与现实。

 

他说：这本书要经受得住考验，在五十年后还要能站得住。

 

他又讲起高中的一件事，当时宣传世界上有两个太阳，天上一个，地上一个，他当时发现了这种说法，大约在1961年，他写了一篇作文，就在文章里写出这种时代的观点，后来这篇作文获得了一等奖，现在这个奖状还放在家里，前几天在家里收拾的时候，还看到了这个奖状。

 

他讲的这个例子，我明白了，就是看问题，要把握住要害，要抓住最主要的信息。这也是作文的一个秘诀。

 

他说，现在信息量那么丰富，资讯太多，整天看那个信息，如果不用自己的眼光去选择，那也没有任何作用。他说，今天打开网上信息，看了几个标题，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卞老师说的很明白，就是在资讯相当发达的时代，不能被信息埋没，整天耗在里面，失去了自己的观点，那实际是适当其反。

 

我提起来，说上次见他时，曾经听说他说起过一个细节，说在日本购物，多少年后，再次去的时候，日本店员仍然记得他。我说，这个细节怎么书里没有写的呢？

 

他说，实际上是那个店里的老板记得，因为日本购物，都在电脑里存上名字，发生什么差错了，那个名字就经常显示出来，之后客人再来了，那个电脑就会识别出来。

 

这也反映了日本人的认真二字。

 

我后来又翻了一下之前与卞老师相处时他对日本的一些观感，我转录如下。本篇文章都是凭我记忆所写，有时陈述的语言，不一定是卞老师的原话，如有错误理解，责任在我吧。记录的时候，我肯定按照自己的接受习惯，作了偏向我的表述方法，我觉得如果请卞老师再重新修订修改，那是增添他的麻烦，文章也变成他的了。我还是在这里声明文责自负吧。

 

旧录如下：

 

他说他过去在日本当记者，当时的中国男人在日本是背尸体，女的是卖淫，所以日本人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他那时候坚决不想当日本记者，日本人看到他说：你不像中国人。

 

后来到光明日报，还是到国际部，还是与日本有关。

 

他说陪同日本的新闻工作者在中国，那些人叫他找妓女，他说，找不到。后来那些日本人自己去找。

 

中国不承认，但是高级宾馆里全是。

 

卞老师好像坦然地承认着社会就是这样。

 

他说在日本，看到日本有一种感恩意识。比如日本人在国外遇难了，其父亲对电视讲话，说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在日本看不到污染，水捧起来就能喝，垃圾分拣得很清楚，他们的考虑就是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

 

中国人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引用结束]

 

这一次，卞老师再次提起日本，说日本没有小偷，门敞在那里，也没有人偷，就是因为偷东西的成本太高，所以没人偷。

 

因为我看到卞老师在他的书中，始终有一段青年到中年时代的空白，我很想看他对文革期间的回忆。便问到，为什么您不写过去的事呢？那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变迁吧。

 

他说，回忆是老年人的事。我有很多内容要写，还要没有到那个时候。（大意）。

 

我明白了，不同人对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喜欢在过去去寻找怀旧的成份，而有的人，则面向未来，去看清未来的走向，这就是卞毓方能够保持新鲜的思维、把更大的重心展眼望向未来的原因。

 

我问到他今后还有什么写作计划。他说，要把这本书中没有写尽的内容继续写下去。他说，可能的话，到日本去再实地走访一下，不紧不慢地更深度地了解。

 

我觉得，在卞老师的如椽的目光之下，一定会把中日之间的微妙与复杂的景深看得更透更清。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过了二个小时，我曾经看了一下时间，当时一个半小时吧，看到卞老师侃侃而谈有一点太累了，便想提出告辞，但卞老师仍然盛情地留下我们，对我们耳提面命，他还就文字的学习、当代的社会及当前热点问题，都提出了非常透析的观点，值得我好好咀嚼去吸收，来补充自己。

 

相约与卞老师的下一次见面，希望自己那时候能有所进步，与卞老师的差距能更缩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