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雀》:小资情调的国事隐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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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雀》:小资情调的国事隐寓
《文雀》显现出港片的异类的存在。在以动作片占据主流的港片体系里,偶一为之的艺术类的追求,总使这样的片种显得水土不服,而杜琪峰骨子里涌动着的那么一点小资的追求,如果没有借由港片的总体基调得以批发出去的话,估计杜琪峰很可能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导演。但是恰恰凭着他自信自己具备那么一点的艺术的追求,杜琪峰满怀自信地觉得自己的电影可以与电影节实现零距离的接触,一时半会冷不丁地把他的电影送到电影节上去进行类似于撞大运的“重在参与”的“潇洒走一回”,这多少显现出杜琪峰骨子里有一股自命清高、超脱于港片的高雅追求。
在《文雀》中,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故事,而这个故事表象上的心理动因,则完全是一种小资式的。四个扒手,可以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无权无势,甚至连自己的女人都没有。影片开头的一个场景,任达华在自己的陋室里拿腔作调、像模像样地缝补衣服,犹如粤剧里的花旦甩着大袖,充分说明了以任达华主首的四人小偷团队里是多么缺少一个女人的支撑啊。所以,这四个只认钱不认人的男人对女人是不设防的,只要街头流莺式的林珍妮略微向他们施以媚眼,他们便都乖乖地缴枪不杀。而实际上,林珍妮却是一个富商金屋藏娇的金丝雀,于是四个扒手与大款豢养的女人,便只能以一种最俗套的方式,展开他们的城市悲情故事。看着富人手里视作玩物的女人,《文雀》中的底层小人物,产生的本能反应,就是融汇了中国文化精髓的阿Q兄的那种经典波动: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于是,任达华向富翁挑战了。在影片的带有漫画色彩的叙事体系下,任达华相对于那个秃顶大富翁的优势是明显的,而任达华威胁富翁的台词“你想做情圣,有心无力”,更宣布了自己可以超越富翁的自信:毕竟自己比垂垂老矣的大款年富力强啊。在这种怜香惜玉式的陈词滥调中,我们正可以洞见一般情爱情体系下,拉平阶级差异的最惯见的俗套。《红与黑》中,平民小子对贵妇人的智取,《红高粱》中长工夺取老板娘,是因为那个老板是一个麻疯病人,《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黑社会老大挡不住自己的女人爱上年轻的手下。可见,文艺作品中,对权势笼罩下的女人的觊觎与向往,成了弱势阶层的一种最具象征性的欲求。这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男人,除了爱情方面的优势之外,很难有绝杀武器。《文雀》在深层故事里,就烙印下这样的最俗不可耐的小资情调,暗含着从爱情角度出发去重新定位人生成功与失败的陈旧母题。在《文雀》的叙事中,呼风唤雨的大款是一个失败者,而四名偷儿却大获全胜,令影片收割了这类题材最简单化的亮色结局。从这个故事的本身意义上来看,《文雀》记录了一种阶级社会里以“性”取得胜利的突破口,这种情调足以让人玩味且沉醉。
如果《文雀》仅仅是如此的话,那么,整个电影必定是一钱不值。正是影片的简单的前台故事,可以撇开复杂的情节干扰与人物的动机干预,使这个简单的故事找到寓言的支架。杜琪峰近年来的几部影片如《大事件》、《黑社会》等中,都有着“以小见大”的追求在内。在《文雀》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杜琪峰通过这个简单到纯粹的故事,来表达了对社会命运的一点隐寓,再缩小一点,就是对他所处的香港社会面临抉择的暗寓。我们完全可以把林熙蕾扮演的金丝雀看成是香港的命运,她被一个“想做情圣,有心无力”的老殖民帝国包养,失去了欢颜,而任达华为首的底层民众,重新决定了她的未来走向,帮助她解脱了鸟笼的束缚,就像林熙蕾把文雀从笼子中放出一样。影片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这个被圈养的女人,电影通过两次电话来折射出她内心的转变,开始的时候,她在电话中忧心忡忡,而在她脱离了大款的束缚之后,在车内高兴地向电话里的朋友说:“我心情好了。”一个焕发了自由的女人,可以看到整座城市的光彩。对这种隐寓,杜琪峰在他的访谈录中作了明晰的说明,他称这部电影表达了他“难以割舍的香港情怀”,不打自招地道出了整个电影的寓意所在。
《文雀》从表层来看,带着浓重的小资情调,在小资氛围下,小偷也满怀浪漫,云集人性的精髓,为适应充斥在影片中的小资韵味,杜琪峰不惜向王家卫看齐,采用高速摄影,来延展动作的悠长与韵律,如林熙蕾的回眸一望、雨伞下的交锋等段落。同时,为适应它的隐寓的需要,尽力淡化电影的现实主义成份,人物对话少,表情简单,冲突弱化,通过减少影片的内涵而扩大电影的隐寓的外延,从观赏意义上讲,它偏离了让人爽心悦目的港片特质,但在内在的回味余地上,又使观众在离开电影院的时候,感到些许的“惊艳”,当影片结尾把镜头对准那个一以贯穿全片的“文雀”的时候,我们似乎明白地感受到它寓意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