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反思传统文化失败根源的发现之二

传统文化是暴力文化；中国人既是暴力的受纳所，又是暴力的产生所

    1919年5月，鲁迅写了《“来了”》和《“圣武”》，两文的写作仅相隔几天，又同发表于1919年5月的《新青年》上，可以视为上下篇、姐妹篇，或者页可以说。《“来了”》是《 “圣武”》的序篇。《“来了”》很短，700字左右，《“圣武”》也不长，1600字左右。两文和《灯下漫笔》一样，都是鲁迅最富于深度、广度和张力的文化评论杰作。遗憾的是，这两篇杰作，迄今为止依然知者寥寥，鲜见专家学者提及，更不用说爱好鲁迅的读者了。

    先看《“来了”》。“来了”是什么？针对当时报纸时常说的“过激主义来了”，鲁迅写道：

    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

    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

    无论什么主义，全扰乱不了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

    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来得怎样也不可知。（1-347）

    从以上文字，可以把“来了”的意蕴归结成两层意思：一、从否定意义上说，“来了”和任何思想、主义无关，因为中国从古到今的扰乱也不听说因为什么主义，“来了”如果是什么主义，“达了还会罢”——来到了就会走样，因为“我们中国人，决不能被洋货的什么主义所引动，有抹杀他扑灭他的力量”；二、从肯定意义上说，“来了”是中国的一种从古到今的扰乱，来不完，来不尽，来得怎样也不可知：在中国，只有“来了”是要来的，也是中国人应该怕的。作了这两点解释，“来了”是什么？依然朦胧而模糊，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

    “来了”是鲁迅从自己的辛亥革命的经历中提炼、创造出来的的意象，鲁迅写道：

    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到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1-348）

    从这段短短的文字，我们看到鲁迅创造的意象“来了”有几层意思：一、鲁迅亲历的辛亥革命中，中国老百姓用“来了”两个字互相传递革命带来的纷乱和惊惶，这是一个省略短语，略去了主语，只留下一个动词的宾语；二、鲁迅想象，中国老百姓向来就是用“来了”这个省略短语互相传递从古到今的扰乱的，因为这种扰乱太多、太频繁了，而且又极其相似，只用一个省略短语就足以互相传递了，例如“李闯王来了！”“张献忠来了！”“满清人来了！”“长毛来了！”都只省略为“来了”；三、“来了”没有典籍依据，只是鲁迅的一种臆测。

    《“来了”》是一篇还没有展开的一系列文化评论的引子，凭着文化思想家的敏锐的直感，鲁迅觉得，“来了”是影影绰绰传递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失败的命门的某种遗传密码的。

    《“来了”》虽然只是《“圣武”》和以后的一系列文化评论的引子，鲁迅却格外钟爱。18年后，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鲁迅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显得极度虚弱，还是写了文化评论《“立存此照”（六）》，对《“来了”》的臆测，作出了补充的确认。鲁迅看到了沈国元《再生记异录》改名出版的《流寇陷巢记》，有对张献忠之一股攻陷安徽巢县的如下记载：“元宵夜……时余与友人薛希珍杨子乔同步街头，各有忧色，盖以贼锋甚锐，毫无防备，城不可守也。街谈巷议，无不言贼事，各以‘来了’二字，互相惊怖。及贼至，果齐声呼‘来了来了’：非市谶先兆乎？”接着，鲁迅说，“《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写实；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6-632）偶尔从史料中意外发现“来了”的“具象的写实”记载，印证了自己18年前写的一篇短文的臆测，鲁迅的欣喜之情是怎样的跃然纸上呵！鲁迅一生写了多少杂文呵，如果鲁迅认为《“来了”》只是一篇无足轻重的短文，并不分外钟爱，在生命最后日子的极度虚弱中，这是可能的吗？

    我说《“来了”》只是《“圣武”》的序篇，是因为它只记下了灵感的突然造访而还没有充分的展开，鲁迅只是意识到，以“来了”为楔入点和突破口，是可以找到传统文化失败的命门的。果然，几天后，鲁迅写了《“圣武”》，借助“来了”的楔入点和突破口，鲁迅的探索终于被“来了”的灵感照亮，发现传统文化失败的命门了。鲁迅写道：

    ……历史的算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记一笔整数。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有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

    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退向后，一大堆流水账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使‘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1-355）

    中国历史的整数里，只有两种物质——刀与火。“刀与火”的两种物质，其实只是一种，即“刀与火”隐喻和象征的暴力。一大堆流水帐簿是指二十四史。既然二十四史只有”来了“一个模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暴力史，所以，鲁迅说，中国历史整数里只有两种物质，“刀与火”，“来了”是总名。换言之，“刀与火”和“来了”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刀与火来了！”，也即“某种暴力来了！”，被简化成“来了”，传达了在中国“来了”的频繁和恐怖，同时还更有紧迫感，因为这种来不完、来不尽的暴力已经迫在眉睫了！

    鲁迅调侃道，“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 “圣武”是中国人——所有主子、奴才和奴隶对皇朝武功的称颂。所有中国人——主子、奴才和奴隶都崇拜圣武，也都恐惧圣武。崇拜和恐惧，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至此，我们明白了：“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的第一个根源，也是传统文化失败的第一个命门：传统文化是崇拜暴力和被暴力主宰的暴力文化。

    凭什么说传统文化是崇拜暴力和被暴力主宰的暴力文化？还是在《“圣武”》里，鲁迅接着写道：

    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羽要取“彼”什么呢？便是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1-355）

    鲁迅以独特的鲁迅式的严谨分析指出，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也”和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实在是异曲同工，因为项羽要取“彼”便是邦所说的“如此”，也就是秦始皇的“很阔气”。接着，鲁迅分析道，“‘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请特别注意这句话：“谁也想取”，野就是谁都眼红寝室皇的”很阔气”，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鲁迅认为，中国的“一切大小丈夫”谁都想做皇帝。于是，中国一切大小丈夫就既是这种暴力的受纳所，又是这种暴力的产生所！也正因为这样，主宰着传统文化的暴力，才会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后来，鲁迅多次指出，中国人谁都想做皇帝。

    1921年年底，鲁迅在《阿Q正传》中，从阿Q的视角写辛亥革命“来了”，阿Q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的皇帝梦或土皇帝梦，突然浮出意识表层，阿Q在土谷祠谱写了他的革命畅想曲——阿Q突然取得了对未庄人的生死予夺大权了，这就是阿Q式的皇帝梦或土皇帝梦。

    1925年，鲁迅在《春末闲谈》中说，“即以皇帝一伦而言，难免时常改姓易代，始终没有 ‘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1-205）意思就是说，既然中国的大小丈夫都想取彼而代之，皇帝的家天下就难免常常改姓易代，而中国文明史上，这种全国性的、开创一代皇朝的、成功的改姓易代的“圣武”，竟然有二十四次之多，不成功的就更多了，这还不够可悲？

    1933年，在《沙》里，鲁迅说，中国的大小统治者——官僚和吏役，“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4-549）。

    1934年，鲁迅在《运命》里又说，“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5-442）穷人也想做皇帝，因为做皇帝实在太诱人了！

    既然中国的一切大小丈夫都想做皇帝，而皇帝又是要仰仗圣武的暴力夺取的，中国人也就成了“圣武”暴力的产生所和受纳所，“来了”或者“圣武”的暴力也就主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来不完，也来不尽，来了怎样也不可预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