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结束中蒙战乱后，晋中商人及时抓住向北拓展的历史机遇，从此开始了在和平的环境中对外蒙和俄国的跨国交易，最终诞生了像“大盛魁”一样的名扬海外的众多的晋商贸易代表。

清代禁用纸币，作为货币的银锭铜钱，流通起来非常不便。中国面积宽广，交通不便，商人外出做生意，商资的携带和交割就成了大问题。于是，长途押运银钱的镖局业务就日益兴盛。晋商从中看出商机，开创了银钱异地汇兑的票号业。甲地交银写票，乙地凭票取银，票号一出，大受欢迎。到后来，连官府的钱粮军饷和官款调拨，也交由山西票号承办。这次中国金融货币流通革命的爆发，诞生了像“日升昌”票号一样的名闻遐迩的晋商金融业代表。    到20世纪初，山西票号发展到33家，分号400余处，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等全国80多个城市和商埠均有分号，并且远至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分号。

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山西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乔氏家族“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12年10月30日晚7时许，北京德昌饭店里觥筹交错，22家晋商票号在次设宴招待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酒过数巡，梁启超先生对晋商作了一番具有世界眼光的评论：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以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在描写宋霭龄于1915年随丈夫孔祥熙荣归故里——山西晋中太谷县的书中，称之为“中国的华尔街”。

其实，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中心的“金三角”，正是当时勿庸置疑的“中国的华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