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峰

（按：金春峰先生此文切中时下学界关于中西哲学肯綮，转载于此，敬请参考）

学界有一大主流意见，强调东西哲学的区别，否认两者有其共同性。但除非不用“哲学”这一名词；一当使用，“同一性”或“共同性”就是无可否认的。强调两者绝对对立而又使用“哲学”这一名词，就是自语相违，相矛盾了。这反而会使我们看不清中国哲学的真相，成为硏习中国哲学的障碍。

有几种流行的看法可作实例。

（一）西方哲学以宗教为背景，上帝代表绝对的普遍性。中国没有宗教，也就没有纯粹的普遍性或存在性，故不可能产生“两个世界”与哲学“形而上”的思想。但上帝是人造的。宗教信仰并不就是教堂、神父、教规、仪式。如果这才是宗教，罗丹曾说“那我就不是宗教徒” 。宗教的本质是信仰，对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对象的信仰。这信仰生于人心。从这一基本点看，中国古代虽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形式化的宗教，但宗教式的信仰是无可否认的，如对上天与祖灵之崇拜及其相应的祭礼。夏商不必说，周人“敬鬼神而远之”，还是“敬”字当头。孔子相信“天命”。老子说“道，象帝之先”，都有信仰的心灵作基础。以后产生了道教，佛教也能立足，传至今日而不衰，都证明信仰心灵的存在。有信仰就有两个世界的思想。弄不清这一点，会导致对中国哲学产生很错误的看法。梁漱溟先生是一个显例。

“五四”时期，梁先生到北大讲学，面对全盘西化和“打倒孔家店”的大潮，梁先生说：“我到北大是来为孔家作宣传的。”但他持中国没有宗教的观点，认为“孔子儒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地去生活。”故当印度泰戈尔访华，泰氏对他说：“孔子的话都是四平八稳，平平常常的，似乎什么时候都适用，缺乏点‘真’。”梁举出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一段话作答，说“孔子是很认真的，很不随随便便的。”泰氏是说孔子的话没有宗教信仰的那种点“真”，沒有客观普遍性的“真”。梁回答说孔子讲话很认真。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梁氏不知孔子信仰“天命”是极虔诚的。不语“怪力乱神”实是因为有“天命”的信仰，和耶稣扫除其他所有偶像，只信上帝一样。人们认孔子为“木铎”，也是基于对“天命”的信仰。孔子面对危难时的信心和精神力量也是来自信仰。“朝闻道，夕死可也”，就是“以身殉道”的精神。“道”就是“真”。孔子的教导正是立足于信仰、“宗教”上的。梁先生不懂这点，不仅对泰戈尔的回答文不对题，他的儒学也真正把孔子讲成平平常常，只是一些好教诫的“行为伦理学”家了。

（二）《论语》解说中，有一种观点，说中国巫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孔子没有“天命”之宗教性的信仰。凡说“天”说“天命”都是“自然”或“命运”的意思，和今人口语中的“天老爷”“天王老子”及算命一样。“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而认同自已的命运”。“获罪于天”是“得罪了天王爷”。“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老天爷要让你们老师来作导师”。“畏天命”是对自己存在之有限性之自觉意识之敬畏（存在主义的解释）。于是，孔子的话实际上都变成了“平平常常”的教训。“超道德的终极关怀”，“天地境界的体认”都只是解说者的话，完全看不到是从孔子口里呈现的。拔高一些说可以，平常一点说也可以。一部《论语》实际也成了“行为伦理学”。说反复灌输， 习惯成自然，道德就积淀成了“自律道德”。但如此一来，道德行为就成了“潜意识”“本能反应”“条件反射”，道德的尊严完全被解构了。

老子的“常名”“常道”论，是立足於“两个世界”之上的。只是“一个世界”，什么都在一个平面上，彼此彼此，“谁信谁？”“凭什么信你？”“真”的权威确是建立不起来的。

有信仰才能有“形而上”之“两个世界”的思想（所谓到了理性之梯子的顶端，就把梯子踢掉）。仅有理性，就只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活动，只可能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样具哲学性的思想。而事实上，中国古代和古希腊的信仰心灵是类似的。其已产生的哲学如老子与柏拉图及亚理士多德的哲学，也确是同类性质的。

（三）中国形式逻辑很不发达，思维方式是类比、比喻、类推，故不能有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那样的哲学。这种看法忽略了凡思维必是符合形式逻辑的。不依照因果律，如何能推理？有如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但所有的建筑和家具都是按几何学原理作出来的一样，形式逻辑是处世思维活动中存在的。“名”和“实”的两分就是形式逻辑思想。“名”以事物分类为基础。“类不悖，虽久同理。”“理”指本质属性，即“名”的内涵。“有名，万物之母。”“母”或是表示亊实在先，或是表示逻辑在先。究竟是哪种“在先”，老子没有说，但他写这句话时必有思考和答案。这不是类比、类推所能作出的陈述。

排除这些干扰，肯定哲学有共同性，我们才可以更好地了解老子哲学的特殊性。如表述方法和表述形式的特殊性；如哲学原理与“应用”的密切结合；如“有”非仅表“存在”，乃种种具体之“有”的家族式名称。“无”非表名词内涵的“无”，非表“不存在”，而系种种无形、无象、无名的家族式概念。

（四）中国哲学的最大特点是体用结合，知行结合，不离用而专谈哲理本身。老子哲学表现出这一特点，如第1章“名”与“道”紧密联系。人们走的路才是“道”，故不离用而讲“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乃由“用”以观“体”。5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4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11章“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4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等等，都落实到了用上。但不能把这一点夸大，以为惟中国哲学如此，古希腊哲学则是完全不讲实用的纯理论论述。实际上，希腊哲学的原动力与刺激力还是“用”。几何学的发源地是古埃及，尼罗河泛滥，每年须重新测量土地是它产生的原因。古希腊航海和手工业的应用使它得到系统的发展。这影响到古希腊人重科学原理与逻辑论证以及“共相论”的产生。“共相论”在《理想国》中被发挥得最为全面，而落脚点则在“理想国”的建立，哲学王的专政。亚理士多德的“四因说”实是论证等级秩序及奴隶制的合理性的。其政治学和伦理学亦贯穿“四因说”的哲学原理。“善”的追求以“德性与幸福的统一”、所谓“圆善”为目标。认为古希腊哲学纯系希腊人“天生爱自由”的产物，与实用完全无关，是片面的观点。罗素就指出，柏拉图哲学有其来源，如政治上对斯巴达模式的崇拜，对民主制的反感。政治影响哲学，哲学为政治作论证，柏拉图可作为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