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及其功用

——读程志华教授《中国儒学史》

邵永忠*

就学界已有的成果来看，冠以“中国儒学史”名称的著作并不少见。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赵吉惠等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儒学史》，王钧林等著、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儒学史》（七卷本），汤一介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国儒学史》（九卷本）。其中，尤以后者最受学界关注：该书系统阐述了儒学发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进程，分别阐述了儒学与经学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被学界认为是迄今为止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中国儒学通史。而且，参与撰写的作者均为各断代史研究具有权威的专家。由此来讲，该书似乎已经“终结”了关于中国儒学通史的研究。不过，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河北大学程志华教授的专著《中国儒学史》（上下卷）[*]，从而为中国儒学通史的研究又增添了一项崭新成果。之所以称之为一项“崭新成果”，在于此专著不同于已有专著，此不同不仅在于此专著并不追求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而且作者似乎也并非此领域最权威的专家，但是，此专著却有着独特的一以贯之的视角——从哲学及其功用的角度诠释了整个中国儒学史。由此角度诠释中国儒学史，虽不能说完美无缺，但可以说是一个独特角度。作为此部专著的责任编辑，愿意将作者的相关论述呈现给读者。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在希腊语中它由“爱”和“智慧”两部分组成，故“哲学”一词为“爱智慧”或“智慧的朋友”之义。因此，在谈及“哲学”时，人们常通俗地将其解释为关于热爱和追寻智慧的学问。但是，对后来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的“哲学”来讲，它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从而形成多种不同的定义。在已有的多种定义之外，程志华教授提出自己的哲学定义：哲学乃超越地研究事实与价值的学问。关于这个定义，作为认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哲学的属性是一门学问，但是一种“爱智之学”或智慧之学。即，它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而指基于理性对“智慧”及追求“智慧”进行探讨的学问。其二，哲学的对象是“事实”和“价值”。一般的学问多以具体“事实”或“价值”为对象，哲学则多以根本或总体的“事实”或“价值”为对象。其三，“哲学”的问题方式是“超越”即超越现实的，即，“哲学”乃“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基于这样三个方面，作者提出，唯有对于“事实”和“价值”进行超越层面研究的学问方为“哲学”。

为了进一步说明“哲学”这门学问，作者还梳理并阐明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具体学科以及与宗教的关系。

首先，关于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关系。作者认为，大致来讲，无论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均属于“形而下学”之具体学科。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与具体学科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共性在于：其一，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对象并无不同，它们都是关于宇宙人生的学问，即，不是关于“事实”的学问，就是关于“价值”的学问。在此意义上，哲学并没有“专有”对象，其对象其实是“公共”的。其二，无论是哲学，还是具体学科，它们均由人所创造，并最终以服务人为宗旨。尽管可以说，有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具有“规律性”，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如果没有人的参与，所谓“规律”和学科是无从谈起的。区别在于：具体学科是实然层面、“形而下”的，哲学是超越层面、“形而上”的；具体学科的任务是追求具体知识，而“哲学”的使命在于追寻超越性、终极性的智慧，即为具体知识和追求具体知识提供根据。

其次，关于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作者同样认为，哲学与宗教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关于共性，指二者都处于“形而上”即“超越”的层面。具体来讲，其一，哲学与宗教都以追求“永恒”为职志。宗教追求“超越现世”，它从“永恒”的角度看待“存在”；哲学追求“超越现实”，它也从“永恒”的角度看待“存在”。而且，吊诡的是，无论是宗教之“永恒”，还是哲学之“永恒”，它们都只处于过程之中，无法在“现世”、“现实”得以完全、彻底的实现。其二，二者都具有“安身立命”的作用，即，它们都在价值层面提供终极性根据。因此，宗教与哲学都会涉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会关注“生死”“善恶”等重大和根本问题。关于区别，指宗教与哲学是非常不同的：宗教以信仰为本，哲学以理性为本。具体来讲，宗教强调对崇拜对象的极度相信和尊敬，并以之作为人生行动的榜样或指导，其根本特征在“信仰”。哲学注重通过思辨来论证概念或义理之合理性，从而引导人们的思想与言行，其根本特征在“理性”。

由哲学与具体学科和与宗教的关系，作者进而将哲学的特征概括如下：其一，哲学是超越的，此相对于具体学科而言。哲学所揭示的是具有普遍性、基础性、必然性的义理，而不是经验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具体问题，此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之“道”。那么，何谓此“道”呢？作者认为，此“道”不是通常的道，而是作为“天地之始”之“无”与作为“万物之母”之“有”的“道”，即指天地万物存在与变化的基础与根源。关于此“道”，《道德经》有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二，哲学是“可学”的，即是可以通过“理性”以学习并掌握的，此相对于宗教而言。相较而言，宗教要求信徒不假思索地诉诸“信仰”，哲学则要求主体毫不犹豫地诉诸“理性”。在此意义下，哲学不是“可信”的，不是诉诸“非理性”获得信仰；而是“可学”的，乃经过“理性”思辨而获得智慧。例如，孟子认为，无论是“性”，还是“天”，尽管它们深奥、高远，但通过“尽心”则可以认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基于前述哲学的定义和哲学的特征，作者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内容大致包括“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等几个部分：“本体论”指对人生和世界之根本进行探究，因为人类有“追根溯源”或寻求超越的特性。“宇宙论”指对宇宙之生成与发展进行探究，因为人类是宇宙的一部分。“知识论”指对人生和世界之认知进行探究，因为人类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了解人生和世界。“人生论”指对人生及其价值进行探究，因为人类面对人生。很显然，关此，作者汲取了冯友兰的相关思想。冯友兰认为，哲学主要包括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三部分。其中，宇宙论又分为本体论和宇宙论；人生论又分为心理学和伦理学；知识论又分为认识论和逻辑学。关此，冯氏在所著《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现在之术语说之，哲学包含三大部：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 Theory of World)；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 Theory of Life)；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 Theory of Knowledge)。此三分法，自柏拉图以后，至中世纪之末，普遍流行；即至近世，亦多用之。哲学之内容，大略如此。”

在作者看来，作为一门学问，哲学之功用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过，要回答此问题，需要以哲学两个方面的特征为前提。即，由于哲学属于“超越”层面，与具体学科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同；又由于它是“可学”的，而又与宗教不同。因此，在考量哲学的“功用”时，既不能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功用”为标准，亦不能以宗教的“功用”为标准，而须从“超越”而又“可学”的层面来考量。具体来讲，哲学的功用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哲学可以为人类提供“知识之源”，即，哲学的“功用”不是增加具体知识，而是探讨可否增加和如何增加具体知识。反之，如果哲学试图给予具体知识，就会变成“伪哲学”或“非哲学”。因此，哲学所注重者乃说明或解释世界与人生的根本或变化，并提供基本的立场、方法、观点。其二，哲学可以为人类提供“价值之源”，但这个“价值之源”不是“非理性”的宗教。也就是说，宗教与哲学均可提供“价值之源”，但所提供“价值之源”的形式和特点并不相同。在宗教，特征在于“信仰”，“价值之源”的形式在于祈祷、礼拜；在哲学，特征在于“理性”，“价值之源”的形式在于概念、理论。因此，哲学所注重者为用批判的、反思的态度，研究、“设计”人类的价值理想，引导人们追求合理的价值目标。

由上述可见，作者基于与具体学科、宗教之比较而给哲学下了定义，而且进一步分析了哲学的特征，进而对哲学的功用进行了探讨。无论是此定义，还是此特征，抑或是此功用，相对于已有众多理论而凸显出独到之处，从而为哲学理论的探讨增加了一个新视角、一种新理解。更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将上述视角和理解一以贯之地贯彻于《中国儒学史》的写作当中：无论是对于“哲学”定义的理解，还是对于“哲学”特征的理解，抑或是对于哲学的“功用”的理解，不仅体现在全书篇章结构的安排，亦体现于专著的整个内容当中。因此，程志华教授的《中国儒学史》并非前述提及之中国儒学史，当然亦非一部“中国哲学史”，而是一部“中国儒家哲学史”，而且是基于作者之视角和理解的“中国儒家哲学史”。作为此专著的责任编辑，我对此有着更深的体会。

                                （《学术评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