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和平：铁道部前发言人王勇平的失败是注定的

桂杰

5月18日，公安部原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新书《公开，才有力量——舆论危机化解十法》出版座谈会在京举办，此次座谈会也成为新闻发言人以及相关领域专家的一次聚首。我国国新闻发布制度以2003年“非典”事件为发端，十三年来，按照“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特例”的公开透明原则，绝大多数中央部委和所有地方普遍设立了这项制度。以2015年为例，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举办发布会达2800场。

根据中国传媒大学互联网信息研究院2013年反腐舆情分析：干部不当言行称为反腐案例引发的“导火索”，居于举报位列之首，占25.7%；其他如不明财产占22.1%，玩忽职守占15.6%，桃色新闻占13%，奢侈浪费占12.7%，不当升迁问题占10.9%。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庆指出，由于观念、机制和方法的滞后，致使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对新形势下的媒体多远格局，舆论形成方式变化不了解、不适应，而对媒体存在不敢说、不愿说和不会说、不善说的问题，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由于说话不当造成累人至于，由“口灾”导致次生灾害。

中央电视台评论员白岩松说，在微博微信时代，政府不但主动说话，还要抢先说化，很多事情说晚了或者核心信息不公开就会陷入强烈的被动，有损政府的公信力。他说：“成功的发言人，发言人既要有媒体意识，更要考虑政府该怎么做，才能扮演桥梁的作用，在政府和媒体之间做建设者。”

武和平以2011年‘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举例说明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当时的角色尴尬：一方面，他要面对媒体介绍真相；另一方面，身后无形之手在左右着他的思维，决定着他的嘴巴。与此同时，他又是在缺失后援机制支撑、对现场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走上发布台。武和平说：“从今天看，他勇于担当、敢于履职以及在发布上对记者理性、克制和竭力回应的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话语的败局早已注定。这是因为，就在‘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舆论引导并未与抢险救援工作同步安排，王勇平未别列入应急序列随‘长’作战。”因此，当王勇平姗姗来迟、临危受命之时，他甚至来不及进入事故现场，更不掌握权威真相，于是在信息供求严重倒挂的情形下，发言人自然就会成为媒体炮轰的标靶，发布会势必变成之一问责的“庭审会”。同样，像2015年天津港8·12这种特大爆炸事故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应由指挥部核心高层领导出面答疑，体现救援的决心和信息的权威，而非不掌握核心情况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在天津8·12爆炸事故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为什么答不出“事故救援哪位领导牵头，如何组织指挥”的问题？因为他不是第一时间指挥部的“入幕之宾”，掌握的信息不见得比记者多，失败是注定的。“不要让发言人就成了机制缺失、流程错位、领导缺位的靶子。”他说。

    而反观上海“东方之星”翻沉事故发生后，一共开了十多场发布会，不停顿地发布消息，而且都没有切断直播。这被上级认为是最成功的一次。因为当时国务院新闻办去了，贯彻的原则是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说，眼下最大的问题是评估机制和奖惩机制没有出来。说和不说一个样，不说反而更保险。

按照政府《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应当由地方行政首长组成指挥部，统一指挥抢险救援和舆论引导工作。首先对事件的相应等级作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而后通过联席会议初核情况、拟定口径，决定由谁出来回答社会关切。

武和平指出，众多实例说明，面对突发公共事件，如何在危机处置中回应社会关切，公开事实真相，应有一整套快速反应机制作前提，才能避免手忙脚乱。这就必须将危机传播管理纳入危机管理之中同步安排部署，做到边做便说，并科学确定说什么，怎么说，由谁来说的工作流程。因为，在重大突发公公时间发生的初始阶段，新闻发言人由于授权有限，获取关键信息有限和法定责任有限，首先出面的宜是系统主要领导或主管负责人。

“我当了8年发言人，退下来有个体会，新闻发言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新闻发言人在日常状态下就应该有队伍，有一套预案。还要有系统内部的信息共享，以及各部门的支持。”武和平说，“我觉得现在也得有个容错机制。有领导同志讲过，主动做工作说错一两句话，是可以原谅的。如果遇到重大问题，静默失语，不主动做工作，不敢担当，造成更严重的舆论误导，那才是不可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