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轻声细语也能上天堂
文/王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2010年11月22日因病去世。我想，在他54岁的生命中，一定有许多忧虑、奋争和无奈。

    我只能这么想。
　　1983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蔡定剑被分配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后转全国人大官至秘书局副局长，2004年离开全国人大回到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
　　对于蔡定剑的这次转行，有媒体描述“在全国人大任职时，他就是体制内独具风格的思想者，兼具官员与学者两个角色”，“旁人是学而优则仕，蔡定剑却反其道而行之”。
　　哪里就这么轻松！注意，军队和人大都是顶级的体制内，如何容得下学者的独具风格？学而优则仕，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驱使更多的资源，实现自己的理想有更大的舞台，这是正道，而“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因为“实在不行了”。
　　促使蔡定剑离开全国人大的原因之一，应该是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被收容致死事件。3位博士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废止收容制度。人民要求自己选出的代表审查恶法，这是正道吧？但还记得结果吗？学者用传真机把信函传真给全国人大，人大说没收到。
　　学者接触媒体过多，对自己的权威性是有损害的。但蔡定剑不顾忌这个，离开全国人大就是为了说话。几年来蔡定剑在媒体上公开评论了佘祥林事件、就业歧视、城管、公务员车改、财政预算公开、拆迁安置条例等一系列事件。
　　蔡定剑建议取消城管——从事小商小贩就是老百姓的一种基本权利，即生存权和经济自由权。我国《宪法》虽然没有直接写明这一权利，但我国政府批准加入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公民有职业选择的自由，有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可见，小商贩摆摊是一种宪法性基本权利。“既然是宪法性权利，那就是公民本身所有的不可剥夺的，不需要政府批准。”而城管的100多项执法职能，这是哪个法律和法规授权他们的？我向城管人员表示敬意，他们是一帮无奈的人在管理一帮无助的人，这是很悲哀的一个事情。
　　蔡定剑主张修改《拆迁条例》——修改《拆迁条例》最大的阻力就是政府，这些年经济发展快，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政府依靠拆迁来支持土地财政，这是驱动政府采取强制暴力手段拆迁的原因。《拆迁条例》事实上是剥夺了人们的司法权利，司法诉讼变成了一种假的装饰，政府自己当自己的法官，可以把老百姓的财产抢走，这与《宪法》是相违背的。
　　蔡定剑认为人大应该监督监督政府——全国人大作为最高代议机关，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紧老百姓的钱袋子”，财政预算问题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这些话火药味够浓的，但蔡定剑建设性的姿态使他的言论尚可较顺利地发出。他更多地参与法治普及和制度设计，包括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市党代会常任制/党代表直选试验、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他说，在一些选举改革的地方，农民风雨无阻、扶老携幼、不顾寒冷一等就是五六个小时……看到这些，你会觉得那些指责中国人素质太差搞不了民主的知识分子和领导者是那么无知和可笑。
　　2009年6月，蔡定剑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已是晚期。冬天，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颁奖仪式上，蔡定剑发表获奖感言，(大意)：“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某些官员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据当时的在场者称，蔡定剑的发言轻声细语。
　　人之将去，言语再轻细，也能上天堂。
　　实际上，到今天，依然时常听说城管打人，并且，新《拆迁条例》还没有出台。蔡定剑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在存在。临终前，蔡定剑对前来探访的记者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有媒体称蔡定剑是“中国宪政之喉”。其实，蔡定剑更应该留在全国人大，成为中国宪政之剑。
　　蔡定剑54岁去世，2004年旅澳经济学家杨小凯56岁去世。早年杨小凯要探索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后来只是寻求中国将会怎样发展。临终前，杨小凯皈依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