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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为何一下子冒出这么多?
桂杰
有人说,这是一个不生产大师的年代。但在国学领域却似乎恰恰相反。
自90年代以来,“国学热”在国内勃然而兴。传统典籍读本倍受青睐,“国学”刊物流行于市,“国学”丛书目不暇接,一些大学建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开设“国学概论”课程。近期,在出版领域,“国学导师”、“国学金牌导师”、“国学大家”等诸多大师也携着他们的出版物一时间涌现在人们面前。
在张其成看来,国学是以“易道”为中心,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代表,学国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修心和开智。修心,就是修民族的心、企业的心、个人的心。对个人而言,可以使心灵纯净,心态平和、心情快乐。开智就是改变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在直觉思维、灵感思维、体悟思维中开启智慧。最后达到内圣外王。
在全民读国学的过程中,张其成最先提出了“国学心智管理模式”,他认为,“国学”思想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可为中国化的企业管理提供崇高的价值理念和指导。
张其成认为国学不仅仅可以用于企业管理,更是我们每一中国人的处世之道,中国要强大,就要有自己的文化,要有信仰,要有自己的思维模式,这也会让我们每一个人活的更有意思。”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何醒说,国学书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做,但是太通俗的时候,表述出来就容易脱离原意。而很多学者写的又太古板,老百姓无法读懂。这是国学书出版的一个矛盾。张其成著作的特点之一,首先是语意非常准确,其二,是把人生领悟和国学的精髓结合起来启发民众,最后,他还把自己的书法贯穿在书中,把领悟的东西用书法表现出来,是一种心灵的沟通。
何醒说,从张其成的知识结构来看,他是中国惟一的研究《皇帝内经》的博士后,而且多年研究易经,可以说在这一领域是个大家。但当有人称呼张其成为“国学大师”时,张其成表示:“不能这样说,我可以是专家,可以教课,但易学和国学的领悟是一个过程,不能表述哪个是大师。”
冯学成称,初建书院是出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并不是说你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就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有在文化上的传统、传承。这个传承就是绵延五千年的、我们称之为‘国学’的东西。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深入,严格来讲,是我们在学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那么我们拿什么和人家交流?那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事实上,西方不少优秀的思想家非常看重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己对它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实生活中,提高人们的修养,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打造和谐社会,都离不开传统文化。”
近日,南方日报出版社推出了“冯学成国学普及丛书”,包括《禅说庄子》(一)、(二)和《信心铭》等三本。这些书多是由冯学成的讲述整理而成,保留了很多口语化的内容。
黄明雨认为,建国之后传统文化儒仕道有了一个断层,而目前进行的现代教育体制中,国学的内容是当成知识来对待的。但当时,弘一法师是在寺庙里讲学,国学其实讲究的也是“学修并重,有师承的”。冯学成20岁的时候在著名的海灯法师举荐下,参拜本光法师,之后又参拜贾题韬居士、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等。四十多年来饱览经史,深入禅观,因此他是一个有师承的人和台面上的那些大师不一样。
对于“国学大师”称呼满天飞,网友默默在博文中表示:“‘国学’的范围太大了,它泛指中国传统学术,外延则因语境变化而有差异。他们有时凸显诸子学,有时重视经学,却始终未以儒学或经学代替国学,而是以经、史、子、集为基本内容。这么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学问,在解放以后,哪一个有志于“国学”的专家学者能做到“大师”的成就呢?正如辞去国学大师称谓的季羡林老先生所说,“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不独老先生如此,就连钱钟书这样博闻强志学贯中西之人,也只能写出《管锥编》而已。”
对于当下的国学出版热潮,人民大学教授刘后滨认为,目前的这种国学热和各种史学读本热一样都是民间热,两种出版较相呼应,让很多民间写史民间研究国学的人有了出头之日。譬如像冯学成这样的人出身社会底层,和很多大知识分子述而不作不同,他把自己多年的学养和人生感悟结合在一起,而且面对普通民众授课,在课堂以外进行传播。
“国学的复兴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张扬,以前历朝历代没有人提出‘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古代包括朱熹在内的学者都是实用主义者更多的是看重结果。”知名学者刘仰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是民族主义者,在当前的历史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趋势下,必然会出现用各种方式强化民族主义,其中包括用历史和文化强化民族主义,这种先例最早在欧洲一些国家就有。但这种民族主义张扬的背后的可怕之处是把历史和文化变成一种拒绝进步拒绝改变的东西,不分精华糟粕一并传承接受。
刘仰还认为,真正在大师应该是学贯中西的,如果你对西方的文化文明史缺少了解,只在故纸堆里研究则很难成为大师。因为你很难为现在的中国人提供可借鉴的东西,在缺少对比的情况下,很难提供适应现代环境的有意义的指导方式。
“对于国学图书,出版商是迎合民众的,民众有热情和需要,但没有很强的分辨力。”刘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