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记者是神不是人

    这些年做记者，虽然跑的是文化口，但不时会遇到一些人碰到不公正的事情前来找我寻求帮助，这些人遇到的大多是法律问题。

去年的某一天，父亲一个几十年前认识的文友张叔叔通过父亲要到了我的手机。他在电话里没有和我细数自己需要我帮忙的事情，一定坚持要从天津做长途汽车来北京，到报社当面和我相见。我劝他还是先把材料寄给我，拿给相关的编辑看看，如果有操作的价值他再来也不枉费一路辛苦。

他坚持要来。而且说无论如何要当面把材料交到我手上。

第二天上午，张叔叔还是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报社。在六楼的咖啡厅坐下之后，我给他叫了一杯热茶。张叔叔和我说的是他儿子的事情，事情的大致经过如下。他的儿子某一天傍晚陪一个朋友到某超市接那个朋友的女朋友下班，准备一起去吃饭，之前，因为克扣那人女朋友工资的问题，这个朋友曾经到超市为他女朋友讨要过公道。当天，不知为何，从超市冲出一伙人，手持钢管之类的凶器，把张叔叔的儿子和他的朋友都暴打一顿。张叔叔的儿子被打掉了四五颗牙齿，血流满面，颅骨骨折，还得了脑震荡。

面对祸从天降，张叔叔只能诉诸法律，带头打人者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张叔叔的儿子才获赔不到两万块钱。

对于这样的判决，张叔叔不服主要有两点，一是打人者的幕后主使者是超市的老板，这个人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另外，有关机构对于他儿子伤情的坚定是重伤，而相关司法机构指定的医院做出的司法鉴定却是轻伤，所以赔偿的额度很低。但是，张叔叔自己找相关机构进行的医学坚定是在终审判决之后才进行的，而他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请求也被驳回。

我看过张叔叔材料中他儿子被打之后的照片，简直是惨不忍睹，看了之后让人深深地被刺痛，再心硬的人也不得不心生同情。

张叔叔希望借助新闻媒体的呼吁引起各方关注，日后再继续打官司。张叔叔当时的状态特别不好，他嘴里总是重复这样的话：“这社会怎么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呢？”“我儿子还没有结婚，他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呢？”。

当天，我打车带着张叔叔到法制日报社找了我的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希望他能够对此事进行关注。同学看过案宗，趁张叔叔不注意和我说说：“这事很难！因为终审已经结束，而张叔叔找的医疗鉴定单位又是民间的机构，不一定被采信。”

即便这样，我们为了不让他马上失望，也没有当面把话说绝，而是留下活话说单位的领导商量商量再说。中午我和朋友请张叔叔到一家湘菜馆吃了一顿午饭，结账的时候他执意要出钱，被我们拒绝了，我们想把他当成了朋友对待。

事情进展的很不如意。两家报社的相关版面编辑都觉得此事比较敏感，且是个案，而且终审判决已过很久，没有太多的新闻点。他们的意思都是不做。我委婉的把结果告诉了张叔叔，他很客气的谢了我，但语气中满是失望。

我以为此事就这样过去了，可一年过去了，张叔叔又给我来了电话，他又以另外的理由把当事人重新进行了起诉，希望我们能够予以关注。我正式把这个案子移交给了报社的法制版，希望对于这类案件有一定积累的记者和编辑，能够给张叔叔一个回复。

但是，我心里知道，这件事情很难。我同时也知道，张叔叔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在遭遇此事后，他似乎抛弃了所有的人生目标，仿佛生活的所有目的就是为儿子讨还一个公道。

我们遇到的张叔叔这样的人不止一个。我爱人也是干媒体这一行。在我们结婚后的几年里，我们家几乎成了他老家的另外一个接待处，经常有一些打官司告状或是到北京上访的人找到我们寻求帮助。

这些人有的是拆迁的时候，遭遇了野蛮拆迁，且补偿款却没有到位，三五个人凑钱来北京上访；还有的人是开了煤矿，几十万安全维修费被相关部门扣押，至今未归，煤矿也被停产；还有的人是由于老婆怀孕要超生，本人被派出所扣押，家人来北京找人说情……

我们眼前这样的人总是很多、很多，事情是五花八门，他们满脸的沧桑、疲惫，都是一副奔波劳力的样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多半是没有多少钱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我和爱人时常感到很无奈，毕竟记者不是万能的，新闻报道也不是万能的，记者不是法官，也不能左右法官，记者更不是官员，而官员们也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把记者放在眼里。我想，在一个社会当中，当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记者身上，希望靠社会舆论的力量解决一切的话，这个社会多半还不是法制社会。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更相信法律以外的其他东西。

但是，有一家人的选择却和上面的那些人不同。

今年1月，我在医院生铁头的时候，同屋的一家人都阴沉着脸，动不动还哭一通。我们两个不明就里，前去问候。结果才了解到，他们家的媳妇和我同一天的预产期。可就在两天前，她突然觉得不舒服，而之前检查的时候出现过胎心减速的迹象。他们家赶紧打车从北京郊区跑到市里的这家大医院，并且挂了急诊，没有想到，急诊的大夫对于她的情况检查都没有做就把她打法走了，说：“别人都疼得要死了，才来急诊，你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用挂急诊！”一会儿，孕妇的爱人来了，又挂了一次急诊，还是遭到了拒绝，这其间，急诊科的大夫连胎心监护也没有给那个孕妇做一个。

无奈的孕妇一家只好到大厅去排普通号，中午轮到他们看病检查的时候，发现孕妇肚子里的胎儿已经没有了心跳，换句话说，他们的孩子已经胎死腹中了。

这简直是天大的委屈。这个料如果捅到晚报去，绝对是一篇吸引眼球的社会新闻。不谈谁的责任，两次挂急诊被拒绝而且未得到任何检查就说明了一切。

在我生铁头的那天晚上，同屋的孕妇也生下了他们已经死去的孩子，是个男孩，他们家到他这儿据说是三辈单传，她的婆婆哭得死去活来。

他们一家知道我们的记者身份后，和我们咨询了一些如何和院方交涉的方法之后，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找媒体曝光，或者是让我们帮忙找人。

在医院来人看望，简单的赔礼之后，这家人出院了，他们走的时候很感谢我们的理解，那家的妈妈对我说：“媒体报的越多，对我媳妇的感情越是伤害，我现在想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回家，调养好她的身体，趁年轻回头再生一个。但是这家医院，我们是再也不会来了！”

这家人虽然没有找媒体，但是并不表明他们完全放下了这件事，他们实际上已经对医院的医风医德完全绝望了。

很多时候，我很想劝上文中的张叔叔放弃，因为凭借一己之力，我很难能够帮助他，而且，即便媒体借入也很难改变已成实事的判决结果，更难换回他儿子健康的身体和乐观的心态。但是，我却没有说。我常常想，如果记者是神不是人，我们一定会知道天下所有的秘密和事情的真相，而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实事上，记者是人不是神。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感觉无奈和无助，当然也有无望。我想，这不仅仅是这个职业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