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项目的成功与尴尬

(接上文)“我第一次去北京参与项目时，还没有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虽然不在妇联工作，但还是县工商局的党委书记。”面对尴尬的现状，许凤琴对记者讲述了她在青龙开展自杀干预项目的过程。

　　事实上，在2002年9月，当时的许凤琴并没有退休，也没有辞职，但由于在单位发生一点意外，便以到北京伺候重病家属的理由，到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正值农家女执行干预自杀项目起步之初，她已是中心下属学校的常务副校长了。

　　刚好，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学校举办农家女心理健康培训班，当时想到，婆家叔伯妯娌王久生曾经3次自杀，而且没有人来关注她，家族都在歧视她，当时就请示秘书长谢丽华，很快便申请到一个指标。

　　随后，许凤琴决定，从身边的叔伯妯娌做起，很快，王久生到北京参加培训，回去后，像变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喂猪喂鸡，也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开始安心的过日子，在村里还宣传农家女培训班内容。

　　之后，许凤琴辞职从北京回家，决心致力于地方项目的开展。她到村中与人闲谈时，竟然发现一个70多户的小村庄就先后自杀过9个人，当时就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并开始谋划（促进会）章程，因为植根于农村，并且做了20年妇联工作，她很快就把在农家女学校学习的理念（NGO）结合实际，拟定了章程并申请成立组织，且很快得到批准。

　　2004年，许凤琴带领全县22名农村妇女参加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在京举办的心理健康培训班，其中有妇女骨干，大部分是自杀未遂者及自杀者亲友，培训的很成功。

　　东蒿村的张晓云从北京学习后再也不想死了，她办起了废品收购站，组织了200来名农村妇女到周边各县收废品。两个孩子也愿意跟妈妈谈心了，项目官员许容入村的时候，母女俩还特意约在一起找许老师谈心，两个孩子也成了许老师的朋友，她们说：“是北京农家女，是许容阿姨帮妈妈改变了，我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

　　当日，记者再次见到张晓云时，她说，“不提往事了，咱们现在村里生活也是一流的了。”

　　东蒿村轻生者李素香，夫妻俩下岗后回乡，无房无地，无任何生活来源，也无人问津低保问题。在促进会帮助下，向乡县级政府及民政部门逐级反映、跑办，终于在8月份解决了李素香夫妻的低保问题，现在钱已兑现，她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用领到的钱做服装生意，第一天就收入200元，现在她再也不想自杀了，她感到生活充满阳光。

　　同时，在县医院急诊室的帮助下，从2004年开始，许凤琴就开始统计自杀抢救数据调查，剖析了马圈子镇三十六磙子村、土门子乡东蒿村妇女自杀及未遂者的原因分析，东蒿村在过去的5年里，曾经有25人有过自杀行为。项目为试点村配备了彩电、音响、DVD机等设备，帮两个村成立了秧歌队、建立活动室。

　　东蒿村因为没有村部，小组长李桂民腾出自家的新房做活动室，她家的门前空地就是姐妹们扭秧歌的场地。

　　“现在最困难的是经费，尽管取得一定效果，但是经费的限制，使得项目根本无法做大，我很担心。”许凤琴说。

　　项目的上游组织

　　事实上，自1996年开始关注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状况以来，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秘书长谢丽华、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等社会人士，从不同层面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时至今日，相对比较成功的项目实施，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全国妇联已经选择国内十三个省，对于农村妇女的自杀状况进行摸底调查，这个消息，让这家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官员们多少感觉到一阵兴奋，因为他们知道，单纯依靠他们的力量，解决严峻的农村妇女自杀现状，是力不从心的。

　　“在河北青龙、海兴、正定和新乐，上个月的自杀统计总数据是404人次。”2006年12月4日，北京昌平的农家女技能培训学校的项目培训进行中，谢丽华一语打破会场平静。

　　当日，来自河北正定、新乐两个县的37名农民按照既定时间，参加为期3天培训的开始，题目则是“男性参与干预自杀项目”，此前，另外两个县青龙和海兴的代表则刚刚结束离去，而能够参加培训的，大都是项目组选定的“骨干人员”。

　　“我们是在培训女性的基础上，增设了男性项目。”谢丽华说。

　　“早在5年前，统计数据就表明全国一年有近28万人死于自杀，按照国际惯例，自杀未遂应该是死亡人数的20倍，且未遂代表自杀实际人数，也就是说，国内应该几百万人走轻生之路。”讲课结束之后，谢丽华对记者说，“通过调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我们才向公益机构申请了培训项目，现在已经开展了3年，比较顺利，效果也显著，起码在项目开展之后，项目村没有再出现过自杀现象。”

　　实施上，项目组在2004年只是选择了青龙、海兴、正定等3个项目点，而新乐则是今年新近加入的，当日，新乐的一位妇联副主席也赶来听课，且对于培训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其实，实施项目的另一方面，来源于我自身，我姥姥死于自杀，但是她死亡的原因依然是咱们现在还没有打破的一些观念。自1996年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不过，做大是近几年的事。”谢丽华说，农村妇女的生命缺少尊重，很少有机会学习和体验生命的意义，因为农村的贫穷和发展中，妇女承当了更多的义务和代价，由此她们的心理承接着更大的压力，这样极易导致踏上轻生之路。

　　阻止轻生之路的试解

　　“我小时候在重庆生活时，母亲冰心不止一次告诫我，要呵护生命，记得曾经抓过一只小鸟，天黑时，母亲突然问我，‘天一黑，你首先想谁？’我听到后，马上便把小鸟放生了，让她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社会人士吴青女士在12月5日的项目培训课上讲述着。

　　这场“珍爱生命”的课程曾经让参加过项目培训的学员们牢牢记住，青龙东蒿村的李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把整堂课的内容很生动地讲述出来，她说，“人活着就得有点意义。”事实上，她刚刚经历了丧媳之痛。

　　另一层面，谢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国内官方公布数据，艾滋病感染者我国有13万多，死亡还不到1万人，相比于因自杀身亡，这个数字太小了，自杀更应该引起重视。”

　　据介绍，在美国的每个州都有一条干预自杀的热线，志愿者24小时值守，除接听电话外，均在第一时间对试图自杀者做安抚工作，生命危机的干预已经进入一个良性轨道。

　　“我觉得我们过去更注重农村妇女的经济发展，更注重她们的发家致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农村搞的调查，就是农村妇女的幸福与不幸福，有的时候是和她的经济，就是和她的财富关系不大，而是和她的家庭心理健康、和她家里的人际关系更密切，所以我觉得我们搞心理健康，就是为了提高农村妇女的生活质量，提高她们的综合素质。”谢丽华说。

　　事实上，作为一家专业心理机构，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主任费立鹏早已提出，死亡预防干预措施，必须由国家、地区和当地3个方面同时进行，在国家方面，需要一个由政府倡导的全国性的自杀监测和干预系统来支持对自杀的研究、告知政府领导者和公众有关自杀的重要性和颁布相关政策以减少导致自杀的各种因素；在地区方面，需要集中力量以改变公众对自杀的态度，对那些自杀高危人群加强社会和心理支持并减少获得剧毒农药的途径；在当地，妇联、初级卫生保健人员以及其他地方干部，需要学会如何识别自杀高危人群，保证高危人群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社会支持，培训公众认识自杀的先兆和如何处理畸形自杀行为，对实施自杀未遂或成功者的家庭成员提供社会和心理支持。

　　“实现目标是个长期的过程，我们的路还很长。”临别之际，许凤琴对记者说。

　　作者：赵冠军来源：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