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为姐妹们做些啥？自从跨进妇联的大门，我就经常不断地问自己。

走向自由王国

前不久去山东淄博采访，博山区妇联主任翟乃翠和我一见如故。这位刚刚从副乡长提上来的年轻精悍的女干部对妇联工作暂时还没摸出个头绪，不过有一点她似乎已深有体会：“谢姐，我总觉得咱妇联干部没啥地位。当副乡长虽然在基层，可有职有权；当妇联主任，虽然调到区里，却两手空空，什么也抓挠不着。”我在妇联这条线已跑了十多年，我知道这绝不是她一个人的感叹。
7年前，我曾去河南某县采访，这是个有近百万人口的大县，县妇联配有10个干部，可每年上面拨下来的办公经费还不足千元。她们有电话不敢打，有信函不敢寄，省里年初下发的文件和材料堆了大半个办公室。因为没钱打电话通知乡镇，乡镇也没钱坐车到上面来领，只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文件变成一堆废纸。我当时的采访线索是一个偏远的山村，那里不通公共汽车，只好请妇联找辆车把我送去。这个不大不小的要求,可难坏了妇联一班人马。她们上上下下足足跑了大半天，也没跑出一辆车。妇联主任急哭了，她说，你们舍家撇业到我们这里来采访，可我们连最起码的方便都不能提供，实在太难为情了。她边哭边拿出了笔和纸写起了辞职报告，报告上这样写：“我一不傻二不笨，可在妇联干没人瞧得起，我说什么也要换个地方！”
我不知这位妇联主任现在在干什么，反正当时把她急得够呛。最后还是另一位副主任的丈夫出面解了围，他从林业局调了辆吉普把我送上了山。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突出的感觉是单靠政府拨款做妇女工作的路已经越走越窄了。临别时我冒失地曾为她们出主意：“活人怎能让尿憋死？你们开个小饭馆办个缝纫社，也比困死在办公室强呵！”她们却说，群众团体不准办经济实体不是有明文规定吗？谁给你出证明，谁给你办执照？我无言以对。
之后几年，我又跑过山东、四川、辽宁、河北，我渐渐地发现妇联工作的局面开始出现了变化。像是解开了捆绑的绳束，各地的妇联干部都在商品大潮中逐步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在山东蓬莱，我注意到那里的妇联干部一个个都挺着胸膛走路。她们那里的草编和刺绣非常发达，不管是村办企业还是乡办企业，都向妇联要劳力，妇联便不失时机地把发动妇女参加生产的“双学双比”活动做到了家家户户。
在河北迁安，当年的妇联主任孟凡茹硬是带着一班人办起一个养猪场。她认为发动妇女科学养猪，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自己带头干。农民最讲实惠，你只要用科学配方把猪养好了，他就会跟你学。这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为此，县政府奖给她们一辆崭新的吉普车。
靠近迁安的迁西县，妇联主任王书珍也是个干起工作
不要命的角色。她和县委宣传部联手，利用电影院的大厅，投资10来万，办起一个集舞厅、游艺、酒吧、咖啡屋为一体的“百乐门”，给小小的山城带来一片欢乐，同时也令那些无视妇联作用的人刮目相看。
我把这些讲给翟乃翠听，这位农学院的毕业生其实心里早有了底儿。她说：“我最近也一直在想，要想提高妇联的地位就要提高妇联的实力。我们现在一方面号召全区妇女参加‘双百’（百户养成百兔）活动，一方面也在积极争取项目，也想搞一个经济实体。”看来我的话有些多余了。不过，我还是为我们能达到共识而大大高兴了一番。
该为姐妹们做些啥？自从跨进妇联的大门，我就经常不断地问自己。有时看到倾家荡产到全国妇联上访的姐妹在北京连吃住问题都解决不了，接访的妇联干部只好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接济一下她们时，我一方面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又督促自己下决心：要为妇女姐妹做些有益的事，光靠政府和国家的拨款和我们的善心是不行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像蓬莱、迁安、迁西的妇联那样，用智慧和双手打开妇女工作的新局面，我们才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