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经济学与书画艺术(将载《纸上人生》)
(2010-08-08 00: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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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画家的标准。我在2001年曾经提出经济学家的标准与分类(参见拙作“经济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层次:哲理、数理与技理”,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中国社科院院报转载),大体意思是说,经济学家必须在哲理、数理与技理三个层次都有相对系统的原创性研究,否则至多可以称为经济学专家。将这一思路延伸到书画界,我们试着提出画家的标准或基本要素:哲理+艺理+诗情。对于画中国画的画家还应加上国学,即中国画画家的基本要素应为:哲理+艺理+诗情+国学。除此之外至多称为绘画专家。类似地,可以给出书法家和书法专家的标准与构成要素。按照这种标准,范曾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兼具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且国学功底深厚的杰出文人画家,与那些只会画画的匠人不可同日而语。更加认同了一种观点:正是文人加入书画,才给中国书画带来了“月照中天,花开满树”的繁荣。
2、老子在提出“无为而治”的大纲领、大策略之后,进而提出了为人处世福祸相依的道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按照系统经济学的观点就是,“福”和“祸”共同构成一个论域或者系统,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老子在论述福祸转化时进一步提出“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惟有如此,方能“复归于婴”,“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范曾先生把老子“知白守黑”的思想推衍为艺术哲学。他认为,中国画的“计白当黑”之说,尚停留于表面之依存,而“知白守黑”才深入于道,光明之所在即画面空白正是笔墨蓄势待发的无极空间。他还形象地提出“忘记空间的雕刻家是拙劣的雕刻家,而忘记画面空白的画家,也绝不是高手”。这里透露着强烈的系统和系统层级的思想,只是没有采用系统科学的术语进行表述而已。我曾于2005年提出了科学和艺术是探索真理的两条不同途径的思想(参见拙作“科学与艺术:探索真理的两条不同途径”,载《学者的声音》,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从深层上讲,我的这一观点和范曾先生的思想是暗合的。
3、我国有句成语叫做“胸有成竹”,其原意是说,画家在画竹时要有成竹在胸,要把整个竹子了然于胸,然后才能下笔。类似的说法还有,画马时要“全马在胸”,画山水时要“胸有丘壑”。其实,所有这些说法的本质就是系统思想。由此说开去,我们认为,中国画和西洋画的最大区别就是,中国画注重系统的本体结构,而西洋画注重从某一特殊角度对系统的透视。我国南齐的谢赫在其名著《古画品录》中提出的“骨法用笔”原则现在是我国书画界共同遵循的通则,无论人物、山水、花鸟,无论工笔重彩或水癦写意,都必须遵循“骨笔用笔”。“骨法用笔”的要义其实就是摄取对象系统的本体结构,再由这种结构表现系统的精神实质。中国画的基本材料就是毛笔、墨和宣纸。为了运用如此简单的工具去描绘林林总总的人物、山水和花鸟,自然就有了“墨分五色”之法。其本质是高维化,把原本只有1个维度的单一黑色变成了具有5个维度的“五色”。因此,线描,或曰白描,是中国画家的基本功。范曾先生认为,白描技法的前进,主要在线条之间的组合,以及通过线条组合表达对象手段的变化,线条本身的粗细、浓淡变化还在其次。这里又蕴含着浓烈的系统思想以及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参透了中国画和西洋画的本质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更为一般的法则:可以从任何一个观察世界的参证框架出发去透视对象系统。中国画对应于参证框架趋于零的极限情况。这是西洋画和中国画在哲理层面上的统一!
4、有一则古希腊故事:塞浦路斯的国王皮格马利翁擅长雕刻,用象牙雕刻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女孩,给她取名为盖拉蒂,他把自己所有的精力、所有的热情、所有的爱恋都给了了她,并向神祈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爱神被其感动,赋予盖拉蒂生命,结果盖拉蒂顺利嫁给了皮格马利翁为妻。我心中的“盖拉蒂”就是系统经济学。老子在玄思冥想的时候,“圣人为腹不为目”,重视身内的体验,排除目之所至的感性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我筹创系统经济学的方法与老子在冥想时候的状态同构。系统经济学注重经济学的形而上的部分,而将侧重应用的形而下部分留给他人。
5、范曾先生认为,佛与道都主张修养空灵的心怀而静摄宇宙的变幻。由此,我猜想,印度著名的心灵导师克里希那穆提应当读过老子的文献并深受影响。
6、系统经济学1988年提出,是时我是自打钟鼓自烧香的掌门人,也曾私心追慕过一些世俗名利,经历了这些年的闯荡江湖和时空变换之后,终于到了可以洗尽铅华,放下名缰利锁,无羁无绊的自由状态,以岑寂而宁静的心怀去静摄经济现象的底层规律。虽然时有鹈鴂已鸣,美人迟暮之感,但我坚信,我心中的“盖拉蒂”总有一天会升天,到那时,我可以得意地说:“我曾见过你如晨曦初上时的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