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对人类文明有什么意义

在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的观念发生甚早。最早在《庄子·齐物论》中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这里，世界的真相本就是一个不为人意私智所封限的意义世界本身，本就是一个自适逍遥的造化本体，造化本体悠游自适，天地万物自然齐一，天地万物既然自然齐一，那么言说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意义的理论本身也就应该通而为一。这里的“天人合一”具有道家的无道德意义的“道”与人合而为一的含义。

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性在于心，尽其心则能知性；人之性乃受于天者，实亦即天之本质，故知性则亦知天。天性一贯，性不外心”，“万物皆备于我”，是说万物皆备于心，这个心，既是道德本心，也是形而上的本体之心，心和万物是完全相通的，二者不是构成对立的两极，而是合成一体。心是真正的主体，心本身即体现了天地万物的道理。

宋代以后，大多数儒者“同体”的思想直接来自程颢的两段话，其一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能超过？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其二是“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不过，这两段话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第一段话实际上把“仁者与万物为一体”作为“博施济众”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内存基础，它是要落实到社会关怀和忧患之上。第二段则是儒学精神性的一个表达，要人培养和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它是要落实到内心生活中来。但是两者都是把宇宙万物特别是人类社会每一成员都看成是和自己息息相通的、不可分离的部分，都是强调从小我的感受性出发，达到大我的有我之境。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把“天理”视为“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强调“三纲五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行万世而不悖”的天理。

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儒者提出“人心即天理”、致人心之良知即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不同意朱熹的“理在事先”的观点，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认为天理就是人心，致人心之良知即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仅赋予人心以形而上本体的意义，同时也赋予人心以价值本体的意义。 正是从价值本体论意义上，王阳明把“心”理解为“良知”的同义语，因此他主张人的自我完善并不靠外在天理的他律，而应当靠内在良知的自律。

“万物一体之仁”是人心的本来状态，人的本心如果不受各种私欲与污蔽与外诱的侵扰，是自然地“视人如己”的。人经过修养所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大我之境，既是精神经过提升所达到的至仁之境，又是回复到心的本来之体。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人合一”说，实际上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境界，这一境界是伦理的，因为它并不放弃对天地万物的普遍关怀，特别是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这是本；这一境界又是超伦理的，因为它“廓然与太虚同体”，彰显的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生命。这一境界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愚夫愚妇都可以达到的人生境界。

在现代社会，人类和人类社会被认为是不断“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实质上被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技术力量的提高，因而是能够用经济指标和数学统计等方法测量的。“进步”的概念被量化和经济化之后，就意味着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去占有和掠夺自然及其资源，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但事实上，人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这样，就形成了掠夺——欲望，再掠夺的循环。

“天人合一”是人们探索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成果，人类要走向未来，难道只有对抗？显然不是。历史表明，“天人合一”也能带领人类走向未来。

天人合一中的“天”是“自然”一词的同义语。他表达的是人类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认识，具有哲学意义。即人是自然的产物，那么自然的一些特性在人的身上应该有所反映。比如自然有阴阳，那么人也有。自然有五行，人也有。人就是一个缩小版的自然（宇宙），所以我们懂得了自然规律即“道”那么人也应该遵守这个“道”。人遵守“道”就是“德”，即德就是道在人和人际关系中的反映，道对德具有规定性。不是我们理解的“天人合一”就是天和人“合而为一”。所以“天人合一”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天人关系。

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将天和人的关系解读为“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是地的“学生”，地又是天的“学生”，那么人应该称呼天为“师公”或“师祖”。

《庄子·山木·孔子穷于陈蔡之间》有言，“（仲尼曰）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孔子说）天地万物没有开始就不会有灭亡，人和自然原本也是一样的。“天人合一”是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来的，其也成了儒、道两家的共通之处。

董仲舒成为天人合一的集大成者，他借鉴前人的理论成就，提出“天人感应”一说，进一步拉近了“天”和“人”的距离，如果说，此前的天人合一是特殊情况下的特例，那么，此后，天直接干预人间万象就是天和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象征。

天和人交感相应，人们做了事，天给出相应的表示，如果是好事，天就降下祥瑞，如果是坏事，天就惩罚人们。天已经不再是那个高高上上，不可一世的神明，或者说，人已经不再是低贱鄙陋的代名词，人和天的距离拉近，人成为神变成了可能。

既然如此，人们干嘛要拜神？人们修持，不断领悟天意，自己就成了神，万物领悟天道皆可成神，所以，中国有烂大街的神，但是中国人却不信神。不信神，信自己，信自己的双手不断创造财富，不断给社会安宁祥和，感恩祖先，给予自己生命，来到人间，时间一长，“孝”文化发展的土壤愈加肥沃。

魏晋玄学，就是人和神鸿沟减小的证明，可是，人人都想霸天，对社会生产不利，需要刹刹车，冷静冷静，隋唐，老百姓知耻而后勇，果然又有了太平盛世，到了宋朝，知识分子们总结经验，继往开来，划定好条条框框，把人们重新拉回人间。天，固然法力无边，人人向往，但是，人，还是应该先做好人的分内之事。束缚久了，也不是办法，明朝，有人给老百姓松了松绑，心学应运而生。

“天人合一”讲究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从自然世界走来，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约束，如果人们不加节制，一味违抗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既然大自然能够孕育人类，也一定可以摧毁人类。

中国人普遍是无神论者，却推崇以和为贵，不搞对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些外国人，时时喊着“哈利路亚”，却干着惨绝人寰的勾当。中国人不需要神，因为他们的良心仍然健全；某些外国人需要神，因为，他们早已没有了良心，神只是用来遮掩他们罪大恶极的招牌，本身没有实际意义。

“天人合一”，人们顺着自然的脉络，逆流而上，追根溯源，这更有利于探索事物的本质，成语“游刃有余”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如果我们一味搞破坏，单单满足自己的妄念，大动干戈，等到一片混沌之时，我们又怎么才能理出头绪？

天人合一最初就是一种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与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产生的朴素混沌的世界观，而不是什么人类的理想境界；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经过西方工业化运动，人类享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后，方才认识到这种过分索取自然之物，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世界不可持久，以及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世界观（哲学观）的重要与”高明”。个人认为：这种思想对现代社会非常重要，但并不表明古人真的比现代人聪明智慧；提出这种思想恰恰表明当时古人还根本无法分清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是一种人类认识能力还比较低下的表征。

“天人合一”思想在远古时代，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应该说都是一致的，都认为是天人一体的，人类匍匐在上天之下，是天之子民，正所谓“天人感应”，天与人是相通的。

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很低，自然界的雷电洪水、地震火山等现象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人类在自然面前恐惧感油然而生。加上人类的生老病死等现象自己也解释不了，产生上天崇拜理所当然，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天人合一”也就非常自然。

不仅中国古代有上天崇拜，西方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最后发展的路径有所不同：西方对上天崇拜发展出了宗教，对神的崇拜，认为在天之上还有一个统领之神，是至高无上无所不在的神在缔造、指挥与演化这自然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对神的崇拜后来就变成了信仰，形成了宗教；再后来则是人与自然的分化，人可以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并观照、研究自然，最终发展出了自然科学，形成了新的自然观。

再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西方发展出来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新的世纪。在此之前，人类可以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吃不饱也穿不暖；之后则越来越丰衣足食，尤其西方的现代生活，不少人用奢侈豪华浪费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当然，不少国家现今仍然有不少人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不管怎样，古代人与现代人生活水平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中国则大不一样。古代中国仍然沿着对上天崇拜的道路一直下去，天就是神、神就是天，天人始终没有分离，天人始终“混沌一体”，最终也没有发展出自然科学。到是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君权神授”（神就是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伦理学。这种以社会伦理秩序的运行为主的封建皇权社会，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其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一直也没有多大变化，走着周期性的治乱循环之路。直到在近代与西方遭遇，中国人才艰难的从“天人合一”的农耕文明走上了“天人分离”的工业文明之路。

但这种人类的丰富的物质文明生活严重依赖从自然中过度索取，形成了严重的环境超载重荷，土地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灾害频出不穷，不少国家或地区几乎到了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步。而同时，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己国民较高生活水平，将大量严重污染环境的工业制造业迁移到不发达的国家，将工业垃圾运到发展中国家处理。这一些问题都使得现代人类开始重新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一致，也就是“天人合一”的重要性。

天人合一的当代价值在于：首先必须用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看待万事万物，不能将人与自然相割裂。其次，人类应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再次，人类不能超越自然消纳能力，应在顺应自然前提下有限利用自然资源，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