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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2023-05-04 08: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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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创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礼仪之邦,可见这种“礼仪文化”深远,那些个前贤先哲们将“知礼”作为个人修身的重大命题,把做一名“君子”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我国传统礼仪称谓各异、形式多样,而其核心价值理念可归为孝、敬、雅三字。

孝行。

孝是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子女长大成人之后,理应用“孝行”来表达感恩之心。子女对于父母的孝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体现了不同的层次。《礼记》说:“父命呼,唯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走而不趋。”“唯”和“诺”都是应答他人召唤的声音,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比较短促,回应的速度比较快,而后者是拉长了腔调的应答,回应的速度也比较慢。很显然,前者的回应比较积极,后者比较怠惰。因此,孝顺的孩子对于父母的召唤,一定是“唯而不诺”。不但如此,如果手上正拿着“业”,就是写着老师传授的学问的木版,一定要先放下;如果正在吃东西,要先把食物吐出来;赶快到父母那里去,也许有急事,怠慢不得。如果内心没有敬意,就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礼记》又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凡是深深敬爱父母的人,脸上必然会有和气、愉色、婉容,而不会有厌烦之心、恼怒之色。

仅仅做到以上几点,还不是高层次的孝。高层次的孝,不仅要照顾好父母的生活,不让父母无谓地操心,还要为父母增光,不辱没父母的名声。《礼记》说:“善则称亲,过则称己。”有了善行就归功于父母,有了错误则要归咎于自己。

敬尊。

《礼记》言:“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这里的“自卑”是自我谦卑的意思。“自卑而尊人”,是中国人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则,只有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处处尊重对方,社会才会进入高度和谐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人们所谓的尊敬这一思想贯穿了古人生活之中的各种行为礼仪。比如,对于人的容貌、神色等方面的要求,古人称之为“礼容”。《礼记·玉藻》中说:“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居闲的时候,体态舒缓平和。如果要去见自己尊崇的人,立即会整肃仪容,容色谦敬无比。

说到做客,在我国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着对带着礼物去见朋友的记载。《仪礼》当中的《士相见礼》中说,士与士初次见面,一定要带着礼物,常见的礼物是雉(野鸡)。原因是,雉一旦被人包围、无法逃脱时,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也不吃诱饵,而是迅速自杀,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用雉作为见面礼,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守节死义”的精神相互砥砺的意思。在先秦时期的礼仪活动中,礼物常富于道德隐喻,礼物不怕菲薄,礼仪的核心是增进彼此的情谊。

雅言。

中国的礼貌用语大多是从经典里面提炼出来的,不仅言简意赅,而且有着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礼仪场合说话,善于使用雅言,不仅得体而且有书卷气。

文明雅言。传统的雅言当中,祝人长寿常用的词语之一是“竹苞松茂”,这个词出自《诗·小雅·斯干》中的“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是竹根。竹子是连根丛生的植物,一荣俱荣。而松树则能凌寒斗雪,四季常青。后人取此句成“竹苞松茂”一词,比喻人的根基像竹子那样稳固,枝叶像松树那样茂盛。晚辈每每用“竹苞松茂,日月悠长”为长辈祝寿。

古人不仅在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中处处渗透着“自卑而尊人”的君子气象,在书面交流中也十分注意礼仪规范。比如魏晋时期的书信写法,一般包括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正文、祝愿语、署名等几个部分。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用语会有相应的区别。

比如,《孝经》说:“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所以给父母写信,常把“膝下”一词转化为对父母的提称语。传统书信的落款也大有讲究,一般需要在自己的名字之前注明身份,如儿、学生等。此外,还要根据彼此的关系再缀上“启禀词”,比如对长辈用“叩禀、拜上”,对平辈用“谨启、手书”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中国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在处理与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普遍体现出融合会通、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

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非常重视仁,将仁视为“生生不已”的“天地之大德”。孔子甚至提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表现出强烈的生死以之的志趣和情怀。此德赋之于人,则成为人的本性。率性而行,即成为道。儒学就产生于对此道的传授与修习之中,因此儒学常被说成是“修己治人之学”,其所蕴含的即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修己”、“内圣”云者,就是说儒家学者应不断充实自己的仁爱之心,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努力形成圣人的品格和能力;“治人”、“外王”云者,就是说儒家学者要当仁不让,仁以为己任,自觉承担起治理国家和服务社会的责任,为天下国家的平治尽心尽力。

宋儒张载要求儒家学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对儒家学者所具有的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的最好的阐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儒家君子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负起自己的责任,奋发图强,永不止息;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是说君子应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容纳和善于接受不同意见和建议,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涵。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仁人志士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种价值观念的熏陶之下,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谱写了天地间一曲曲波澜壮阔的正气歌,逐渐形成了儒家文化虽历经艰难险阻而不断奋起的发展态势与善于容纳和接受异质文化的宽广视野。

道家:道法自然,逍遥齐物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道家最为推崇的范畴“道”的原始意义是指道路,引申为人应遵守的规则和运动变化的规律,以及那些自觉遵守规则和规律的人所达到的自由境界。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观点。在道家的始祖老子看来,道的运行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得道”就意味着必须任由事物成为它所应是的样子,绝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掺杂其中,这就是“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任何外在意志的驱使和强迫,事物就会在运动中完全实现自己的本性,此即“无不为”。易言之,“无为”是从“道法自然”中获得的方法论原则,而“无不为”则是由此方法论而达到的最为理想的效果。以此自处,就可以实现庄子所谓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达到的“逍遥”自在的“无待”之境;以此处世,则可以成就庄子所谓的“吹万不同,咸使自己,而怒者其谁”,从而实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之境。

也就是说,遵从“道法自然”的基本法则,既可以使自己的本性获得充分的实现,也可以使他人或他物获得完全的自由。从道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来看,道家虽然没有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古道热肠,但却有“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第57章)的清醒与冷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修正和制约儒家过于专注化民成俗所导致的一些弊端。

中国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中国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佛教将人生视为一纯大忧悲苦聚,充满着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恨苦、求不得苦、五盛蕴苦,是为苦圣谛;招致人生诸多痛苦的根源在于人有各种欲望,即对顺境的贪、对违境的嗔和对无违无顺之境的痴,是为集圣谛;若要从各种痛苦中解脱出来,必须灭除各种欲望,达到清净寂灭的境地,是为灭圣谛;而要实现清净寂灭,就必须修习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等八圣道,是为道圣谛。

小乘佛教知苦、断集、慕灭、修道,追求灰身灭智,最终实现的是个人的出离和解脱;而大乘佛教则以慈悲为怀,对一切众生的各种痛苦都感同身受,将拔众生于苦海而给与众生快乐视为自己获得究竟解脱的前提。在儒家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传统影响下,中国佛教形成了以大乘为主融合小乘、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一佛乘思想,因此,以慈悲为怀,自觉觉他、自利利他、自度度他,普度众生,就成为中国佛教最基本和最核心的价值观念。这也是普门示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在中国获得广泛信仰的根本原因。

异质文化的相处之道:融合会通,和而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在处理与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普遍体现出融合会通、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如儒家主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说法,就可以诠释为对不同文化所持的容忍态度。孔子的问礼于老聃,更是为儒家开启了虚心求教于异质文化的优良传统。

而道家的“两行”及“齐物论”,实际上就意味着允许和承认各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都具有充分发展的权利和自由。中国佛教也非常注重与儒道文化的会通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的文化分工。儒道佛三家在理想人格、理想境界、修行方法等许多方面具有同构性,因而可以相互融合和会通,实现和谐相处。

但儒家关注人文化成,道家重视自然无为,佛教则主张清净解脱,三种文化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又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因而又无法实现完全的同化。在融合会通、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指导下,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共存的基本结构。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道佛二家则是作为儒家文化的补充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学焉各得其情性之所近”,优游于三种文化传统之中,尊其一而容其二,形成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中国人的精神翱翔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也为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中国文化涵盖人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大而杂,推及其中某个,又觉得精而巧。有人说了解中国人应该先了解中国文化,要了解中国文化,就得了解其真正的思想内核,易中天在东南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就曾提到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他认为在种种具体的文化方式之上,存在一个统率一切方式的总方式,这就是民族文化的思想内核,而中国人的思想内核大体可以总结为群体意识。

中国人是不能脱离群体而生存的,而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小、最基本、最不可分割的单位,一个中国人的所有行为都与他所属的这个家庭息息相关,比如古时候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了,那叫光宗耀祖,如果不幸下狱,也叫家门不幸,中国人的一生都在一个集体与另一个集体之间转换或者交错,而我们从未脱离过群体,而且中国人有一种文化冲动,常常要把非血缘关系泛化或者转化为血缘关系,我们习惯较为亲近的人际关系,同一个老师的学生叫师哥师姐,就算只是同校也要叫学长学姐,同寝室或者关系好的人叫兄弟或者姐妹,我们也习惯融入一个又一个的团体,习惯以某个团体的一员来标榜自己:我是某某大学的,我是某某专业的,我是某省的,我是某单位的等等,不胜枚举。

我们的文化也来源于这种群体意识,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流变都与此思想内核紧密联系在一起。

举几个例子,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其中代表,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团圆饭,人多热闹,一大桌子菜,一人一双筷子,吃着同样的食物,分享的也是同样的生活琐事。中国的菜大多都是搭配着的,并不是像西方一人一份牛排一份沙拉就足矣,如果让你一人吃一盘宫保鸡丁也许你会乐意,但如果让你一人喝一碗紫菜蛋花汤呢?这顿饭必然吃得十分憋屈,所以中国人不管是下馆子还是家里做菜,都讲究一个搭配,荤素搭配、冷热搭配、菜汤搭配等等,我们会照顾到整个饭局的人,爱吃与不爱吃的都有考虑。

再比如中国的文学创作,屈原投江是因为国家被灭,他的爱国情怀不允许他苟活于世,他愿以死明志。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这都典型的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的例子,若是还觉得有些牵强,就说我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师徒四人齐心协力方能取得真经,《水浒传》梁山好汉也凑齐了一百零八个才唬的朝廷寝食难安,《三国演义》虽天下三分讲的也是一个团队想灭掉另一个团队统一天下的合作精神,《红楼梦》整本书都在将贾府内人与人的来往关系娓娓道来,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一日三餐如此,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工作也是如此,我们的一言一行早已将这种群体意识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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