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度暮秋》

陶渊明厌世 为何千古流芳

先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 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是作者陶渊明所写《桃花源诗》前面的一篇小序。这篇文章已经选入中学课本，可是现在所谓的官方正式的解读是：“文章描绘了一个既无剥削、又无压迫、人人劳动、生活安宁、环境优美的理想社会。通过它，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这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愿。”

这样的解读表面上看似很合理，其实作者陶渊明想要表达的不只是社会批判这一主题，他要表达的应该是一种“乐”的境界。就文本而言，“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作者知不是借现实的事情来表达，自己悟道的真实感受。“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此句何解？其实很简单，就是不世俗之事所困，必然能达到此境界。后来渔人出了桃花源，报于太守，为何寻不到？渔人世俗物染重，而没有守住此境界而已，作者怕后人误解他的原义，特写一高士：“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即便是当时的世面上所称的高士都很达不到此境界。为何这样说？

再来看看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诗》原诗兹列于下：“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谆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此诗，很显然就是在此种境界中所写下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悟道诗呢？回答是有的，比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河水来。”

又有《泛舟》：“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然而作者只是在此种“乐”境界来回徘徊，不时还会倒退，还不能守住的真实状态。

如何得出这样的理解？观古代，尤其是儒学，所讲的就是一种修身。从这个方面来说，也能反映出，当时社会黑暗，因为作者修身已经很高了，却不得重用。当然原因非常多，作者所生活的年代是大乱的魏晋南北朝，而此篇精美的小短文创作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即是宋武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

然而此时的陶渊明归隐田园已经十六年。所以当时的作者不可能在想到去批判黑暗社会现实，当然作者在“乐”境界中的表达，必然和当时战乱的社会相背离的，否则就不是悟道。

查一下陶渊明的家世，祖辈父辈是做太守的，所以在当时，家境早就衰败成寒门之士，相当陶渊明年轻时有“大济与苍生”之志向，但是他生活的时代正式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统治者加深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陶渊明的志向当然就很难实现了，虽然隐居，但也关心国家政事，当然看到刘裕的作为，陶渊明必然会对政治更加不满，然后写下的此手诗。

这是从现实的历史层面来说的，但如果就文本，加之儒学的传承，所写的美景，亦不是不可能士这样一种悟道的境界，而此种境界，正是“孔颜之乐”的境界，因为从陶渊明是一个隐者的角度来看，生活必然会很贫困，农耕一辈子，必然如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然而陶渊明不如颜回在于“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颜回不违仁，时常是在“仁”的境界里面，固然不是不会走出“桃花源”。

然而在此种境界之下，必然能写出很高超的艺术，手法必然也会非常高明，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渔人想要进入“桃花源”的曲折情景，然而，要进入这样的境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第二部分是写渔人进入“桃花源”里的真实感受，第三部分，写的是渔人离开了“桃花源”，没有守住，功利心太重，而不能守。所用的艺术手法是静动虚实相结合，当然用词必定精到。

比起陶渊明，曾祖陶侃的知名度实在略逊一筹，但对于东晋王朝来说，陶侃的重要性却远远超过陶渊明。

陶侃，字士行，溪族，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人。出身“寒门”，社会地位低下，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为了儿子出人头地，可谓煞费苦心。

有一次，同郡举人范逵遇大雪，刚好寄居在陶侃家，如何招待贵客，陶侃一筹莫展。这时，陶母剪掉头发换成钱。不仅如此，陶母还揭床铺，将御寒的稻草搬来喂范逵的马。范逵没有白吃白喝，特地向庐江太守张夔推荐了陶侃，并称赞其母是多么的贤德，有这样的母亲，儿子绝对出色。

就这样，陶侃被召为督邮，即代表太守巡行属县的小官。随后不久，陶侃又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公元296年，陶侃来到洛阳，开始找机会认识上流社会。但是，陶侃的身份和容貌使得他的求职过程极为艰辛。陶侃意识到，唯有投靠世族，才能在官场上站住脚。为此，他特地去求见司空张华，但张华却非常疏远他。陶侃倒也非常有耐心，多次求见，终于得到了张华的垂青，做了郎中。

在洛阳待了五六年，陶侃依然毫无作为，而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洛阳内外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江东贵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的陶侃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必须到新的地方寻求发展。此时恰好在别人的推荐下，陶侃补任武冈（荆州南部）县令。这算是一个小有职权的官职，虽然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了。

若非战争，陶侃很可能永无出头之日，非常态的年代就要用非常规的手段脱颖而出。陶侃在镇压张昌起义军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华。荆州刺史刘弘也十分欣赏陶侃的能力，认为他将会继承自己的伟业。果不出刘弘所料，因为镇压张昌起义有功，陶侃被封为东乡侯，食邑千户。公元313年（建兴元年）便当上了荆州刺史，真成了刘弘的继任者。

平定了大大小小的叛乱，陶侃逐渐进入东晋王朝的政治核心。但是满朝文武，像他这样靠自我奋斗出身的人实在太少了，不是姓谢就是姓王，都是权臣贵族。陶侃必须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既维护自身安全，同时一展抱负。“墙头草，随风倒”，虽然形容陶侃有点不堪，但在当时，对陶侃这样一个没有贵族出身的高级将领而言，却是非常重要。

最初，陶侃与一个权臣华轶关系不错，侄子陶臻还当了华轶的参军。但随着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侃也有所变化，最后终于背弃了华轶，后者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尽管这有违忠义，但在当时，司马睿是贵族，地位高于华轶，时人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陶侃与贵族王敦的关系更是一波三折，恩怨夹杂。是王敦发现并任用陶侃，但也对陶侃的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屡次起了杀心。幸亏陶侃与周访有姻亲关系，后者的权力亦不能忽视，王敦才改变主意。这在陶侃的政治生涯中无疑是非常惊险的一次经历，连夜逃出的陶侃见到周访，一向严谨的他也不免放声大哭，说：“如果不是你支持我，我早就不行了。”

世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身处境，做任何事情总不能完全放手，当然更不敢轻易侵犯世族权益。但这种小心谨慎为陶侃赢得了一个风光的晚年，当其他争权夺利的贵族或死或贬，黯然退场时，陶侃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善终，并得无数追赠，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当然，从他最初的奋斗，在军中四十一年，冲破门阀政治，当上东晋炙手可热的荆州刺史，成为一代名将，整个人生即是一部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