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我们要改善某一事物，可以有两种相反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改进；第二种方式是首先辨认、然后去除掉那些抑制事物发展的因素。比如，假设一辆汽车开起来不够快，司机可以使劲儿踩加速器，他也可以去检查确认一下刹车是否完全松开。同样的道理，要设计一辆速度非常快的汽车，设计师可以给汽车加上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引擎，他也可以想办法减轻车身的重量，减小空气的阻力。

同样，如果我要为一家企业的饮料产品做策划，我们的目的是增加产品销量，那么增加产品销量应该也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方法：譬如我们可以加大广告投入，增加促销力度和频次，以争取更多的人购买我们的产品；同时也可以做一下市场调查，看有多少人在购买我们的产品，而那些至今没有购买我们的产品的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没有购买？

我也许会遵循消费者的需求而改变产品口感，以适应更多人的需求，当然还可以倒退一步，如何让顾客没得选择，非卖不可等等。

   再比如，我们想要理解智商，那么去研究智障可能更为有用。看看智障的人缺乏什么能力，比调查聪明的人拥有哪些额外的能力更加容易。

但是，我们的教育是现有逻辑思维体系下的产物，我们遭遇到任何问题时，都只会顺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功利方向努力。譬如，一个城市的道路拥挤，我们的交通管理者们就会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压缩车辆上路，一个是努力拓宽道路，因为这两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效果，他们从来就不会去思考，什么情况下，市民们宁愿乘坐公共交通也不愿意开车出行？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也许会容易解决得多。

2008年，我曾经与长沙市交警局的一个朋友闲聊，在谈到高峰时期很难打到出租车问题时，他想到的对策是高峰时期增加出租车数量，这虽然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我的思路却不是这样。因为根据我的理解，高峰时期正好是市民上下班时期，由于长沙市出租车起步价仅有5元钱，过分低廉的起步价导致很多上班族不愿意去挤公交车，宁愿多花几块钱扬手招出租车，哪怕路程仅有两三站路。导致高峰期打车的人突然增多。

根据这个情况，我给出的建议时：无需劳民伤财增加车辆，不如来个临时性提价，也即实行高峰期高价政策，我建议在早晚两个高峰期的两个小时内，全市出租车的起步价由5元上涨到20元，高峰期一过自然恢复。

这样的结果是，高峰期虽然打车的人多，但因为价格过高，那些把出租车当成上下班工具的上班族，就不会继续打的，因为一天两次40多元，一个月下来差不多会耗去他们半个月的薪水。

而在高峰期真正有急事需要打出租车的人，就不会在意价格，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便利和速度。同时对于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以及国家税收，却又增加了收益。

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得益的好事，但我的这位朋友说，想法虽然很好，但是，出租车上涨数倍的价格可不是一个城市的交通管理单位所能决定的，即便是这个城市的政府管理部门也不敢轻易动这个价格，这个太敏感了，上级领导会怎么想？市民又会有什么反应？社会和媒体又会如何反应？谁敢承担这个责任？

我想想也是，这就是很多创新的障碍，也是我们传统思维的典型表现，我们宁愿去做一些显而易见的可能性努力，也不会去做一种虽然有创新效果，但也存在未知的麻烦的事。

所以说，我们口头上喊创新和创意，但如果我们的思维模式不转变，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创新，因为我们的思维喜欢阻碍了我们的创意，尽管不少人希望自己有创意，也羡慕他人的创造。

所以，与其费尽心思去了解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创造发明，还不如去想一想为什么其他人无法创造发明。如果我们能够洞察到是什么因素阻止了人们或者某个人产生创意，那么我们就能找到办法来改进创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