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写的是哪类人物呢？小说里的人物群像多是具有不同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高校校长、教授、讲师、助教、在校大学生、政府官员、报社编辑、银行行长、企业会计，甚至像方鸿渐那位满脑子孔孟之道的乡绅父亲，都可以划为知识分子范畴。尤其在那个国民教育远未普及的时代，这些有一定知识和学历的人之社会地位还不能算低。知识分子也是人类的一部分，也“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人类的优点，他们固然有；人类的缺点他们也同样具备，甚至更加突出，并且跟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符。顾尔谦的谄媚之态就集中和浓缩了这类知识分子的虚伪无骨，怯懦无能的“根性”。

   他是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的远亲，“好像没梦想到会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的，快乐像沸水似的洋溢满桌，对赵李两位尤为殷勤。他虽是近五十岁的干瘪男人，绰有天真妩媚小姑娘的风致，他的笑容比他的脸要年轻足足三十年，口内两只金门牙使他的笑容尤其辉煌耀目。”他为什么要殷勤赵辛楣和李梅亭呢，因为人家是被聘为系主任的，尽管李梅亭后来没当上。对于方鸿渐和孙柔嘉，他就带理不理的了。一个老女人非要装出小姑娘的风致已经令人讨厌，一个干瘪的老男人也要扭捏出“天真妩媚小姑娘的风致”，岂止是讨厌，简直令人作呕了。那两只金门牙虽然笑起来“辉煌耀目”，却没有丁点灿烂可人，胆小的恐怕会吓一大跳。李梅亭在买船票的事上做了手脚，他却帮腔继续忽悠：本来就两张大菜间，是李先生再三恳求他的朋友才弄到第三张的。上船之前同行的五个人聚餐，侍者送上账单，顾尔谦抢着要归他一人付账，说“久蓄此心，要请诸同人一聚，今天最巧没有了。”大家不同意，“顾先生瞥眼账单，也就不再坚持，”嘴里却说“这小数目，何必分摊？其实让我做东得了。”这跟东北土话说的“要不那啥，哪天上我们家吃点饭得了呗。”是一个意思。

  下了大船坐小船。赵方孙三人因为住的是大菜间，所以优先摆渡。李顾二位上的是第二条摆渡船，结果遇上了日军的空袭。还好，有惊无险。李梅亭“俨然方才船上遭遇空袭是代替赵辛楣等受的，假如他没有把大菜间让给辛楣们，他也有上摆渡船的优先权。”上岸后顾尔谦见了辛楣们大喊：“今天好运气，真是死里逃生哪！我想今天全船的人都靠李先生的福---李先生，有你在船上，所以飞机没光顾。这话并不荒谬，我相信命运的。”李梅亭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被顾尔谦一恭维，顿时“春气入身，蠕蠕欲活。”真是大难不死，住下来后，李、顾两位忘了疲劳和惊吓，显得颇有兴致，点了“绍兴戏”在房间听。顾尔谦敲击板壁唤赵辛楣和方鸿渐过来听戏，辛楣说这能听见就不过去了。顾尔谦笑道：“这太便宜了你们，也得出钱哪。啊啊！两位先生，这是句笑话。”真是笑话吗？智商正常的人可以判断出那肯定不是笑话。

   在小说里，顾尔谦的“戏份”不多，但他一出场，每句“台词”都透着虚情假意、谄媚拍马的猥琐之态。回望历史，环顾现实，每个时代，每个阶层都不乏这类人物，所以顾尔谦的典型意义颇为深远。不要说知识分子，即便社会上任何一个普通人这个样子也不招人待见。萨义德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具备批判精神，头脑中没有约定俗成的观念，没有似是而非的事物，时刻秉持超然的态度和理性的思维，与盛行的准则争辩才是真正近代知识分子的角色，最不应该的就是知识分子讨好悦听大众。

  不论什么时代，像顾尔谦这样的知识分子多了，则可能离文明、进步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