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安史之乱将这个出生在长安的小女孩逼到了成都。她不管赫然的盛唐怎样的露出腐朽的本相，只让自己的生命往往地生长着。就连离乡背井中父母的悲苦，也无法遮蔽她雨后春笋一样向上的日子，她的韶华正在诗歌的王国里长成一株快乐的修篁。

但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度中，美好的事物，尤其是美丽的生命（以姣好聪慧的女性为最），总会有接踵的苦难煎之熬之。

虽然做着小官的父亲曾经告诫过女儿要远离官场——因为那里是最黑暗最龌龊处，也是最险恶最能吞噬美好生命的地方——但是命途多舛的女儿却偏偏被圈入这样的地方。

父亲过早的辞世，孤女寡母的现实把薛涛早早地抛进了自谋生路的境地。是迫于生计，还是官家的逼迫，或者兼而有之？正是豆蔻年华的薛涛加入了载入着官方编制的乐籍，成为西川节度府中一名在册的乐伎。当享乐从官方蔓延至民间的时候，乐伎也就成为唐朝一个普遍的时尚，女伎亦可称“乐伎”，虽然如日本的艺伎歌舞伎一样卖艺不卖身，但其社会地位的地下却是明摆着的。

公元796（？）年到808年，这样一个貌美而又有着奇才的女子，在12年的乐伎生涯里该有着怎样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虽然汗牛充栋的正史，不屑于注意到这样一个只是为着权势者侑酒陪乐的乐妓，但是有这样关于薛涛的两件事情，似乎再透出着当年的真实。一件是被罚赴边关松州，一件是被安置于校书郎的岗位，这些都是将她收入乐籍的西川最高长官、节度使韦皋的“杰作”。

松州地处现在的黄龙，不仅是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寒荒蛮之地，更是唐与吐蕃频繁交战的前沿。将一个十八九岁的弱女子罚于这种边地的军营之中，危险与恐惧，至今想来还会让人感到她心上的战栗，那种褫鱼刮鳞是鱼儿浑身的瑟瑟蠕动。被罚的具体因由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忤了韦大人的意，扫了韦大人的兴，甚至不排除男人心上特定场合下的横生的醋意。好在有诗让她以歌当哭“闻道边城苦，而今到始知”，“按辔岭头寒复寒，微风细雨彻心肝”（《罚赴边上韦相公》）。我似乎能够看到韦皋读着这些诗句时嘴角上浮起的得意之色，以及这种得意之中浸染着的那种猫玩鼠时的骄横。但是又能怎样？一个“罚”字，不是已经透露除了这个小小弱女子的独立不羁了吗？即便是薛涛好似自贬自损并遭到后人诟病的《十离诗》，我也能感到一个女子的血泪控诉与绵里藏针的抗争，“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十离诗·镜离台》），“街泥秽污珊瑚枕，不得华堂上玉台”（《十离诗·燕离巢》）。

新异的诗篇，独立的人格，还有堪与男人匹敌的见地，又让男人世界里的当权者与诗人们无法小觑这个小女子。岂止是无法小觑，还是钦佩与敬畏。韦皋将一名乐伎而且是一名女乐伎的薛涛安置在节度府校书郎的岗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在唐朝，校书郎随时九品小官，但是对于仁官的资历确实要求很高，需要进士出身或相等的“学历”。有唐一代十一名从校书郎起家的诗人文士中，就有四人爬到了宰相的高位。

在这个男人的世界里，似乎已经无法忽视这个独立的存在。

元稹、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二十多位著名诗人与其唱和；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段文昌、李德裕等十任西川节度使都对其以诗人相待。

她好像并不太看重这些，只让一个真正的女人在岁月里成熟。即便按照我们今人的想法，一个毫无背景的柔弱女子，不依靠一个权势者，是很难生存的。她当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不是一个圣者，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局限的女人。在西川的十一任节度使中，肯定有着她的知音，甚至在感情上有着某种牵扯的人，如那个与她年龄相仿、为她的死而悲哀并为其写下墓志铭的段文昌。但是她与他们毕竟井水河水一样的隔膜着，会有应酬，但终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平等的交流。这个内心高傲的女人，有着自己的原则与底线：高贵的人格与纯粹的情感。不媚俗，也不是殉道，只是一个好女子的内心的诉求。

在灯红酒绿间，可能会有泥水溅上身来，还有笑容下强忍的泪水和失望，以及现实与心灵冲突下的自责与疲惫。不是有清冽的锦江吗？她总会将溅上的泥点濯洗干净，再在独处的时候将自个儿将养一新。透过时间的烟霭，我清楚地瞧见，一朵婷婷的玉荷正在使劲绽放，挺括的粉瓣上还挂着雷一样的水珠。闭上眼，嗅嗅，会有丝丝缕缕的清香在肺腑间游走。

就在挣得了尊严与尊重的时候，风华最茂的薛涛却毅然出钱脱离乐籍。为了脱离乐籍，她肯定是做了长期准备的，从物质到精神。

她知道，即使冠上“女校书”的称号，乐伎依然是别人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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