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民诗歌大赛中，内蒙古农民诗人曾烟朗诵她的诗作《山楂生活》，并获得了一等奖。曾烟起初在博客上写诗，引起了杂志编辑们的关注。编辑发“小纸条”约稿，她才获得了刊登作品的机会。

      曾烟原名张秉珍，高中没有上完即辍学。她刚刚写博客时，白天去饭店打工，收拾鱼时，被冻鱼的刺扎得满手是血，晚上就用这“血手”在附近的网吧敲击键盘写诗。也许是上天回报她的虔诚，她寂寂无闻的写作，获得了很多诗歌刊物编辑的关注。

      她喜欢普里什文、梭罗的作品。她的诗文也有“自然写作”的特点。内蒙古从东到西狭长而多样的地理风貌，无疑是作家进行自然写作的富矿。

      曾烟总是把个人的特殊生命体验恰当地渗入诗作中，因此，她的诗从内容上也有了鲜明的专属logo。2017年，曾烟被内蒙古大学第八期文研班暨戏剧影视编剧高级研修班录取，幸运地获得了一次读大学的机会。班里的同学发现，她每天都要给花草、猫狗拍照并配以不同的名字。

      她在大学期间，写了不少诗。《小黑河》一诗，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小黑河。它拥有一枚苔藓的形状/和寂静。/它流经我生命的二分之一时光，我来到这里/听从它的呼唤。/看着它如一条青蛇，醒过来。/岸边的山胡桃树也醒过来，/花蕾缀满垂下来的枝条，在一只蚂蚁的眼里/仿佛果实压弯了满山的树枝。/我们习惯赋予事物必然的期待。/花开缓慢，像是打开一条河/半生的光阴。”

      小黑河，是内蒙古大学南校区附近的一条河，并没有太多显赫出处和背景。但在诗人的眼中，它无疑被赋予了理想的光热，甚至是她“半生的光阴”所寄托。小黑河与诗人一同苏醒，完成与万物同在的新生。

      曾烟的诗，不仅写自然，也写她在进入自然时那独特的体验感和幽静的神秘感。她走进自然，静静欣赏藏在其中的美好；她又舍得对自然投注以特殊的情感，“自然”也走进了她的日常生活。特别要说明的是，她的自然写作可不是单纯的“旅行式”写作，而是充塞着内心与万物交流、对话的谐趣。她以“性灵写作”的方式，对时下蔚然成风的“工具写作”说“不”。

       如果只是表现生命意识，尚不构成别具一格的诗风。在“苦难书写”中建构“幸福诗学”，才是诸如曾烟这些农牧民诗人的独创。曾烟在诗中，不避讳谈论“幸福”。请注意，曾几何时，“幸福”成了诗人讳莫如深的话题，而宣泄痛苦，则似乎更容易成为一类文本的主题。曾烟很多的诗歌，取材于她庸常甚至有些苦痛感的生活，但有趣的是，她的苦难书写却生发出了“幸福”之花，这也正是我所看重之处。浅白地讴歌幸福是没有味道的，只有在沉闷的生活中绽放出褶皱式的美丽，才能动人。在《山楂生活》一诗里，她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洗手，磨刀，挖出它的核/把一个人所有的人生经历/都拿出来，在一颗/小小的山楂上/一试身手//然后，一颗一颗的串起来/在它的伤口上浇上一勺/融化的糖/我们都喜欢把日子过得滚烫，甜蜜/面带笑容/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把甜蜜的日子/分给每一个前来认领的人”。

     《山楂生活》取材于曾烟的真实生活经历。她和她的爱人老薛，一个负责做糖葫芦，一个负责卖糖葫芦，赖以维持生计。实际上，诗人细致地讲述做糖葫芦、卖糖葫芦的过程，就是以冷静、审慎的态度直面苦难。更为重要的是，“人来人往”中，诗人虽然并不是焦点，但她仍然想把“甜蜜”分给每一个前来认领的人。这是写苦难，也是写幸福。因为写幸福，苦难也就有了活路；因为写苦难，幸福也就有了质感从而免于流俗。

     近年来，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诗歌总能比其他的文学体裁更容易“破圈”。然而，我们更为肆无忌惮地制造各种话题效应，全然不顾私德。诗人的痛苦也往往成为“爆款”话题。同为底层女诗人，余秀华的爱情“表白”和“家暴”等，似乎最为网友所关注。余秀华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廉价的喧哗，慢慢隐没于光怪陆离的名利世界中了。曾烟也和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女诗人郑小琼不同，后者《女工记》背后的重塑叙事话语和价值体系的野心，曾烟并不具备。这是曾烟的弱项，也是她的长处：她不刻意高举着一类精神旗帜，而是以尽量平和而宁静的姿态，将内心深处的激情和浪漫，寄于物象，平静写出。

      “幸福诗学”的本质，不是鼓励诗人们单线条地讴歌幸福、忽略痛苦，而是在苦难书写中形成与苦难对视的定力，把一种积极的、温暖的情绪传导给读者。诗人自然应该对世间烟火保持必要的清醒，但绝不应该对尘世的幸福加以漠视甚至践踏，以“拽酷”的方式开启“先知”式的话语。诗家语不是大多数人的专利，诗人却应该做大多数人的代理人，替大多数人发言，替他们描述世界、表达情感。曾烟的《戴红头巾的母亲，真的很好认》，就出色地完成了“代理人”的使命。诗中，红头巾最后变成了墓地上盖着的一张红纸：

     下地之前，她抖了抖红头巾上的尘土/对着镜子，仔细地扎/我们笑她像一个没长大的小女孩/喜欢鲜艳的，俗气的红红色的方巾/映着她的脸膛红润润的/正好遮住了她鬓角早白的头发和/额头的皱纹/让我们一直误认她是健康的，结实的/有用不完的力气/健康的母亲，上山割草，放羊，挖野菜/结实的母亲，下地锄草，浇水，摘棉桃这么多年，母亲一直在田里/庄稼青青，戴红头巾的母亲/真的很好认/红色的头巾，掩盖了她的悲伤，衰老/青青的庄稼，像托着一朵红花一样托着母亲/但是，她握镰的手，关节肿大/她爬山的脚，关节肿大 但是/那些侵入她身体的痛，她隐藏得正好母亲，明天你最小的儿子大婚/我们在你的坟头压上一张大红的纸/墓地青青/戴红头巾的母亲，真的很好认/喜庆，慈祥，不许我们哭出声来

      表面上看，从红色的方巾到红色的纸，只是物象从实体到虚写的转身，实际上，无论是红头巾和红纸，都寄托着诗人生活中那些具有痛感的经验，最终在“情感”的河岸上，完成了实相与虚指的握手。            

      曾烟实现了对生活的“诗化”表达。她的诗告诉我们，抒情是有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写诗意味着热情地为自己和读者而歌，而不是被生活挤出压抑的冷笑。就像她在《一个唱呼麦的人》所写的那样：“唱麦的人，变成了一只啼血的布谷鸟/他的眼里有泪，喉咙有泪/最后一个音符挂在他的翅膀上/飞向大自然”。比如《西拉木伦的桃花》：“万物有情/一朵桃花爱过田野里劳作的人们/之后，飘落下来/一千朵桃花在大乐林寺的钟声中/碎了，融入人间烟火”。再比如《下雨的早晨》：“下雨的早晨，檐下的鸟叫声慌张/像乡下的母亲养的小鸡/被遗落在草荒中/尖着嗓子/打在炉筒上的雨声也不能让它安静/把它拉进一首诗里也不能让它安静//我们都被遗落在尘世/雨声让我们慌张”。在这三首诗中，诗人之所以可以对“泪”“情”“慌张”这些并不好表现的字眼儿舒畅地书写，原因在于，她在与自然、与社会的对话中没有低三下四，也没有趾高气昂，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诗人可贵的怜悯和理性，看到了她的博大而温暖的胸怀。

    “回归抒情”，同时意味着诗人要承担比普通人更为沉重的痛苦。诗人的心灵只有被锐利的痛苦刺穿，才有机会写出具有真实感和渲染力的好诗句。当下一些诗人隔靴搔痒式的表达，早已让读者倦怠且失望，而我所观察到的农牧民诗人们，却微笑着写作，并有能力温暖读者的心。如果在一个所谓大诗人的笔下，不能寻找到一首令普通读者感动的诗，这并不能证明诗人的高人一等，而只能证明他的低能和失败。

      像曾烟这样的农牧民诗人，内蒙古就有不少。燕南飞、郭佩峰、西阔、田夫、景绍德、辛灵、晓角等都是执着而用功的诗人。这些以曾烟为代表的农牧民诗人，没有机会进入圈子，自然也不会被圈子化。这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始终保持与大地和生活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他们与读者保持更近的距离。因为远离圈子，他们无须故作姿态，大可以始终保持真诚的态度。要知道，只有热情，只有真诚，才是诗打动人心的根本力量。

     在内蒙古的草原上，比草更让人流连的，是牧人的歌声。曾烟不是牧人，但以她为代表的农牧民诗人，却传递着内蒙古大地的民间传统和民间精神。他们的诗，宣示着这样一个诗学信念：永远不要放弃来自朴素世界的诗心，因为，它可以温暖人心，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走近无边的大地。

（《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