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从野蛮时代跨进文明时代，是以建立国家、都邑和创建文字为标志的。

一向说旧大陆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苏美尔-巴比伦-亚述都比中国早二三千年，就有了古埃及象形字和楔形文字。但它们所记录的语言和文明都没有传承下来，现在埃及、两河流域使用的是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明，而不是原来的古埃及语、古两河语文明。印度河古文字所代表的文明也没有传承下来，千年后由北方迁入的游牧雅利安人最初也没文字，因贸易而在阿拉米字母影响下发展出婆罗米字母来，才记录了他们的梵语系统语言，故印度文字也不是由原始文明的直接继承发展来的。

由原创文字记录的古文明一直传承至今而不衰的，只有我华夏文字和文明。

虽然我国向有5千年文明之说，那是从黄帝算起，传说他最早已经建城，而其史官仓颉、沮诵创建了文字，但这只是传说。黄帝时代的语言和文字是什么样子的，没有物证，连影儿都不好说。严格说来，我国历史上最早建立国家的自然在夏代，《世本》也记录禹父“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在传统文字文献上我们还可见到《尚书》的“虞夏书”，《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墨子》所引的二十多则《夏书》，和《夏小正》等，不过它们是否真是夏代之作遗留或部分遗留，还有待证明。就目前考古实物材料说，我们还只能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实证。不过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它应经历过长期发展过程，《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人祖先的时代即是在夏代，其典册记录的应是夏代的汉语，有可能记商人自己的语言，也有可能学的夏语。

甲骨文所记，属于汉语的前身华夏语，无可怀疑。比如卜辞“今日不遘大风”、“土方侵我田”，跟今汉语相差还不太大，跟周代的“雅言”更无大差异。而雅言其实就是“夏”言。

《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王先谦集解引王引之：“‘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儒效》篇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说明雅就是夏，因为中原人住的是夏地，所以就习惯说夏语了。雅同夏不错，《诗经》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的大雅，郭店楚简《缁衣》引的大雅小雅，雅都作[昰页],即夏字。

看来孔子说的不错，三代文化是相袭的：“周因于殷，殷因于夏。”那么三代时汉字所记本就是夏语。目前虽然未见地下出土的夏语文献，但有可信的夏语记录可以说明它确属雅言系统。

当年王国维专文以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商王与先公的世系基本正确，在《古史新证》又进一步论述：“右商之先公先王及先正见于卜辞者大率如此，而名字之不见于古书者不与焉。由此观之，则《史记》所述商一代世系，以卜辞证之，虽不免小有舛駁，而大致不误。可知《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我国史书有个好传统，凡记各族人地名都严格照原语记音，因此即使其他夏代记录都不可信，这《夏本纪》《竹书纪年》所记夏代十四世十七王的王名也应该是确凿的夏语记录。从这17王名，我们也能发现夏语的5个特点，那已经足以表明它是属于华夏语言系统的。

1.       夏=雅，取义于正，大（《尔雅》、《方言》），采绘=华（《周礼·染人》、《尚书·顾命》）

2.       夏王称“后”，故称“夏后氏”。《说文》：“后，继体君也……，发号者君后也。”此词不但汉语继承了，藏语Hgo也继承了。

3.       夏代17王中有7王是双字名，除“不降”外6王皆以生日的天干为名：“太康（康=庚）、中康（《纪年》作仲康）、少康、胤甲、孔甲、履癸”，（“庚康”字根同，《殷本纪》“廪辛传弟庚丁”，卜辞就作“康丁”）此习例后来被上甲以下商王所仿效。但以天干记日原是夏人风习，夏禹说自己“娶于涂山，辛壬癸甲”，此四天婚期他就以天干来称呼(《皋陶谟》)。所以《易经·蛊》以“先甲三日”，《·巽》“后庚三日” 的“辛壬癸”为吉日，那原是夏禹的大喜之日呀。天干的语源则基于作物种植加工的汉语称谓。

4.       以上夏王名如加修饰语，修饰语“太、少、孔、履”等都位在中心词素前，与卜辞“大风、今日、土方、我田”同构，王名“不降”也与卜辞“不遘”同构。

5.       其中“太康（庚）、仲康、少康”的“太仲少”相次，它们是在“大中小”相次的的基础上派生的，这些共义词系的构成也只能在华夏-汉语内部才能发生。

由此可见，夏语即是雅言的前身，夏代已用文字记录夏语。夏商周断代工程既已考定夏代始于前2070年，因此可以肯定华夏是四千年前进入文明时代的。

（语言考证可参见拙著《夏语探索》，《语言研究》2009年4期1-12页，其中详考干支汉语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