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香港文汇报：文品与人品孰轻孰重
(2016-08-23 11: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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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行文人相轻名节人品文品 |
分类： 史海漫游 |
王兆贵
现今的人绝大多数有文化，如果说一个人没文化，绝对是最刻薄的批评。本文所说的文人，不是泛指文化人，而是专指古代那些靠笔墨济世的文化人才，包括以文进身的各级官员，也包括以著述立身的文史学者。
在我国古代，不论在察举制时期，还是在科举制时期，文官都是国家人才的主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活跃着一大批文人。上层建筑中的文武百官，大都来自文人、社会名流和士绅，也多半出自书香世家和耕读人家。从主流上看，他们中的许多人，心忧社稷，体恤苍生，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提出了利国利民的兴邦策论，创作了彪炳千秋的诗词文赋，喊出了振聋发聩的正义呼声，谏阻了劳民伤财的施政举措。鲁迅曾高度评价说，即便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作为一个群体，中国古代堪称脊梁的文人虽然很多，但却不可能是全明星阵容，良莠不齐的现象在所难免，瑕瑜互见的情形并非个案。瑕不掩瑜者倒还好说，最难评判的是那些德才相悖的文人。他们或被称作才胜于德，或被称作德逊于才，说白了就是文品上佳、人品较差。对这部分文人的考察评价，历来存在诸多分歧，至今也无定论。
由于传统文化积淀厚重，中国文人又特别推崇名誉与节操，把名节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并衍生出许多关于节操的名言警句。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渴不饮盗泉，热不息恶荫」，「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文天祥在狱中朗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于谦自信「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坠地，身外区区安用求」，「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如果说古代的文化名人类似于现今的文化明星，那么，这世上有两种人的绯闻最容易引爆舆情，排在第一的就是文化明星，其次才是政治明星。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因此，文人的节操也就备受时人关注。文人无行的现象只要一出现，就会遭到舆论抨击，并被写进各种纪实文字中，背上千古恶名。比如说柳永，其词作闻名天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金主完颜亮读了他关于东南形胜的词句后，竟然激起「投鞭渡江之志」。可在当世的文人圈子中，都认为他格调不高，朝廷也不待见，考取进士后又被刷掉了，到头来还是个「白衣卿相」。至于那些为功名所累的人，历史评价就更是毁誉参半了。例如，有美化王莽新朝之嫌的西汉文学家扬雄、在安禄山那里做过官的唐代诗人王维、投靠乱臣司马颖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出仕四朝十帝的南北朝文人庾信、因妒忌好友名高于己而诬陷苏东坡的沈括、乾隆御批「实堪鄙弃」的金代文学家元好问、降元为官的宋代书画家赵孟俯、先降李自成再降多尔衮的明末文学家龚鼎孳等。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对文化人才的评价，都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说，不是一时间、一句话就能界定清楚的。特别是对那些名气大而又能翻查出污点的文人，自古以来就有争议，除了文人的地位在不同的朝代起伏不定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主流价值观所致。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并非一成不变，万世不易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更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有所调整。即使有古今中外公认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尺度，也会因其成就和影响的大小，产生不同的评价。管仲背叛公子纠而辅佐齐桓公，孔子在回答子贡的疑问时，却是赞许的口吻，并不认为这是不仁。李世民手下的文臣中，有不少人都来自敌对阵营，他们改换门庭的行为算不算变节呢？每当改朝换代之际，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宁死不为贰臣者毕竟是少数，总有一些文人仓皇失措，寻求自保。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际遇，有人回护宽宥，认为是顺势应时之举；有人痛加挞伐，鉴定为厚颜无耻之尤。
原因之二：被评价者知名度所致。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名人，由于备受世人关注，其瑕疵也会暴露无遗。那种以为文人更容易失节，更容易堕落的说法，往往是因此而扩散开来的。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名人中，宁死不肯失节的文人很多，屈原、嵇康、阮籍、陶渊明、颜真卿、辛弃疾、方孝孺、顾炎武、文天祥、谭嗣同、朱自清等一大批有气节的名士，不都是文人吗？言行有误、节操不保乃至私生活放荡的，又岂独是文人？「此去乱离何日定，向来名节几人全？」在江山易主、与民更始之际，归附新生政权的何止是文人呢？据乾隆时期编纂的《贰臣传》记载，降清的明朝高官多达120多人，文士只有龚鼎孳、钱谦益等几人。
原因之三：评价者期望值所致。人们对文人形象的要求，有很大的理想化成分，总以为作品好的文化艺术家，形象也差不到哪里去。特别是当他们成名之后，期望值就更高了。有位读者特别喜欢某位作家的作品，每每捧读都很敬佩。可当她有幸参加过一次见面会，并与之相处并交流过后，顿觉大失所望，发誓再也不看他的作品了。文人也是人，他们也有未能免俗的一面，也会因七情六欲而犯傻，就像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英雄豪杰一样，总难免有这样那样的过失。道德审判独独偏向文人，是不客观也不公正的。余秋雨在《白发苏州》中写到唐伯虎时，曾感叹地说：「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翻开世界文化艺术史你会发现，在那些不朽作品背后的文化巨匠，也不全然是圣人君子。他们的思想理念、品格节操、行为方式，或有逆于正统，或有异于世俗，或有悖于伦常，为时世所不容。可当若许年后，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人们对前世文人的评价就宽松多了。尽管在一些学术专著中，对他们的评价仍然存有较大争议，但在教材课本中，在普通读者中，人们主要依据其传世作品和文化成就说话，至于其人品如何，也就不大关心，不大计较了。文如其人也好，人不如文也好，那都是过去事，只要他的辞章文采斐然，就会拿来捧读，管他是柳宗元还是柳三变。正如钱锺书所云，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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