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发表: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
(2013-10-30 1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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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发表原创文稿曾国藩相人广收慎用文史随笔 |
分类: 人才史话 |
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完美的成功人士不多,曾国藩应算一个。他的成功靠的不是运气和捷径,而是学问和本事。曾国藩做人、做事、做学问都那么平实、靠谱,难怪有那么多人赞佩他,推崇他。一部《曾文正公全集》,煌煌一百六十多卷,堪称传世之作,其中尤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内容小到当家理财、知人论世,大到进德修业、治国安邦,可谓事无巨细,悉究本末,看起来是传达个人见解、讲究人生涵养的书简,其实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修齐治平大全。梁启超赞曰:“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
选贤任能是曾国藩事业成功的一大法宝,因而家书中不乏识人、用人的法门。几乎所有研读和宣讲曾国藩家书的人,都会把识人、用人专门辟为一章,单独加以阐发。曾国藩的用人之道所以能被后世奉为圭臬,是因为他的法门源自实务,不仅言之有理,而且行之有效。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延揽聘用了一大批高级幕僚,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李鸿章、李瀚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李元度、丁日昌、赵烈文等,都在曾国藩幕府工作过,他的身边几乎汇聚了当时举国人才之精华,所谓“幕府人才,一时称盛”。有人根据曾氏本人及其幕僚的记载做过简要统计:跻身于曾国藩督帅行署办公与居住的人数,高峰时超过五百人,进出督帅行署的人就更多了,有名可考的就有近千人。
关于曾国藩的识人用人之道,有学者从其家书和冰鉴中发微,或归纳为三要素,或总结为四句话,或概括为八字诀: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延揽人才。曾国藩认为,求人要像商贾求财、鹰隼求食那样,不到手不罢休。慎用,就是量才取用,务求慎重。曾国藩说,“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勤教,就是经常进行督导和教诲。曾国藩认为,对部属要有“师长督课之风,父兄期望之意”。严绳,就是立法度,上规矩,严加管束。曾国藩在给李希庵的回函中说:“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人才经“广收”而济济,又因“慎用”而得所,辅以“勤教”和“严绳”,自然完善无虞,尽收事业兴旺之利。
国家也好,团队也好,被誉为人才济济当然是好事,因为这是事业发达的希望和标志,但人才济济本身不是目的,广揽人才的目的是为了创造效益和业绩。如果不能合理用人,充分发挥其作用,人再多也无济于事。战国四公子养士,目的是网罗人才、储备人才,需要时派上用场。到后来却变成了贵族门阀们争强好胜的手段,以致于徒有虚名,难以为继。如何在广收的基础上做到慎用,或者说怎样恰当处理广收与慎用的关系,是人才管理中的一个难点问题。用错一个人,横则影响一片,纵则贻误长远,造成难以补救的后遗症。曾国藩认为,好马劣马不能同槽喂食,否则好马也会变劣马。我的两江总督府是一个人才府,如果平庸之才也进了人才府,那么真正的人才就会因此而寒心走人。有鉴于此,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回函中说,“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对来投奔他的人,总是礼貌地收留下来,先发给薪资,然后慢慢加以考察,视情委任,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既不轻易信任亲近一个人,也不轻易猜疑疏远一个人;既不轻易提拔重用一个人,也不轻易罢免处分一个人。用他的话说:“不轻进人,即异日不轻退人之本;不妄亲人,即异日不轻疏人之本。”
曾国藩认为,“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就是说,用人慎重须以知人至深为前提,具备察人本质的眼力。曾国藩的眼力如何呢?据民国老报人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载,淮军草创之初,曾国藩让李鸿章把淮上豪士悉数邀往一处食宿,他要亲眼辨识鱼龙。某日,曾国藩与李鸿章不骑马,也不带随从,悄悄步入军营。只见宿馆中“有赌酒猜拳者,有倚案看书者,有放声高歌者,有默坐无言者。南窗一人,裸腹踞坐,左手执书,右手持酒,朗诵一篇,饮酒一盏,长啸绕座,还读我书,大有旁若无人之概。视其书,司马迁《史记》也。巡视毕出馆,诸人皆不知为曾帅,亦不趋迎鸿章。曾帅归语鸿章曰:‘诸人皆可立大功,任大事,将来成就最大者,南窗裸腹持酒人也。’”事实证明,曾国藩看得很准,那个“南窗裸腹持酒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闻名于世的淮军将领刘铭传。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刘铭传成为首任巡抚。
曾国藩辨识人才的法门,除了散见于家书中,还集中在《冰鉴》一书中。这部经人整理加工的专著,被许多人视为“相面术”。其实,曾国藩察人与民间看相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小同大异”、“形同实异”。其要义在于,通过人的外在形态来体察其内在的精气神,从而由表及里地洞悉其心地和志趣。目的在于“看透人之后再用人”,避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曾国藩察人,并非全凭相貌,他更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据民国笔记资料《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文正用人,不止相其貌。旧传文正在安庆时,有乡人某来投,朴讷谨厚,将以试以事矣,一日共饭,饭有秕,某除之而后食,文正熟视之。饭后,奕既,令支应备数十金为赆。某大骇,浼文正表弟叩其故。文正曰:某家赤贫,且初作客,去秕而食,宁其素耶!吾恐其见异思迁,故遣之。”吃饭剔除秕谷,这种常人不以为然的生活细节,在他看来却关乎个人品德。据说,这个被打发回乡的人,是曾国藩的亲外甥。
曾国藩尽管“衡才不拘一格”,“求才不遗余力”,但在具体任用上“广中求慎”,慎之又慎,并有严格的统一要求,即以道德品性为重。尽量弃用那些官气重、心窍多、投机取巧的浮滑之人,而选用那些吃苦耐劳、务实肯干之人。为此他提出,“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才德不可兼得以德重,好利之人不可重用”;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要慎用;标榜“主动吃亏之人”要慎用;才高德薄名声不佳者、才德平平迁升太快者、个人不愿出仕者不可推荐。
做到唯才是举不易,而用当其人、用当其事、用当其时更难。马谡虽然才气过人,但却刚愎自用,不宜独当大局。可惜孔明心存偏爱,未能谨记刘备的忠告,关键时刻派马谡驻防军事重镇,以至街亭失守,蜀国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断送了北伐中原的大好机会。这就叫,“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在战乱时代,为了战胜对手,曹操不问来路和品行,只要有才通通延至麾下,是适应时势的明智选择,但到后来,这种良莠不分、重才轻德倾向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部分将士因看不上曹操的德性而分道扬镳,曹氏政权最终为其所欣赏的司马氏取而代之。历史上用人失误的教训告诉人们,如其铸成大错扼腕于后,不如详察德能慎用在先。多年以来,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已然成为官场和职场的积弊和顽习,曾国藩的“广中有慎”原则,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在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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