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渡人，你怎么看？

　　郑国有个老百姓寒冬里过河，上岸后小腿都冻僵了。景差刚好路过这里，就把那人扶到陪乘位子上，并用自己的衣襟捂着那人的腿脚。晋国大夫叔向听闻后，不以为然地说，景差身为国相，这样做不是很浅陋吗？我听说，在贤能官吏管辖的地方，三个月就该修好沟渠，十个月就能架好桥梁。这样的话，牛马过河都不会湿蹄子，何况是人呢？
　　这便是掌故“景差覆衽”的由来，见于刘向《说苑》。叔向的这番议论，很容易让人想到孟子的一段话。《孟子·离娄下》记载，子产掌郑国之政时，曾用自己的车子助人过河。孟子说，子产心肠好，却不知为政之道。如果十一月份建好行人的桥，十二月份建好通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发愁了。君子修明施政，出行时让路人回避都可以，怎么能一一帮人渡河呢？管理国家政务的人，要让每个人都高兴，时间也不够用啊。
　　“子产渡人”与“景差覆衽”情节相仿，孟子与叔向的批评略同，事件的发生又同为相郑期间，且景差以辞赋见称，子产以政绩驰誉，因此有学者推测，刘向所说的景差应该是子产。这样的推测是否成立，姑且不论，仅就这两件事的情节和舆论指向而言，确实非常相似。景差与子产的行为，于公是亲民爱民，于私是积德行善，本应受到好评和推崇，叔向和孟子却都不认可。在他俩看来，为政之道在于尚大德，识大体，办大事，而不必事必躬亲施小惠。
　　这样的政治理念，也为后世所推崇。诸葛亮在处理蜀国政务时就说过，“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施政要从全局上解决普遍性问题，惠及大多数人，以小惠悦人不仅不可取，还有沽名钓誉之嫌。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作秀”。那么，景差与子产是在作秀吗？他们的做法真的不可取吗？当我对景差和子产的为政之道作了全面了解之后，发觉后人的成见不无偏颇。
　　景差与子产都是一代名臣贤相，特别是子产，执掌郑国国政二十多年，深受百姓爱戴。《礼记》直接把他比作郑人的母亲，“子产犹众人之母也”。子产去世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人们哭着说，子产离我们而去了，百姓将来依靠谁呢？孔子把子产身上表现出来的仁爱精神，看作是古代先贤的遗风，听到子产去世的消息，哭着说：“古之遗爱也！”子产死后，家中连发丧的费用都没有。百姓自发捐献赙仪，金银财宝不可胜计。可他儿子不肯接受，自己背土葬父于陉山。由此可见，子产爱民之举出于本心，是心地存养使然，并非作秀。那么，子产是否只注重亲民爱民的小惠，而缺乏经世治国的大德呢？
　　春秋晚期的郑国，外有齐秦晋楚强邻环伺，内有七大家族明争暗斗，政局很不稳定。子产主政后，礼法并重，宽猛相济，在采取自强图存的外交策略稳定周边的同时，在国内推行了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变革。一是“作封洫”，就是划清地界，以防发生权属纷争；挖掘沟渠，以利排灌畅通；承认私田并按占有量征税，以限制贵族势力侵吞田产；健全户籍，合理编组，以形成良好的城乡社会秩序。二是“作丘赋”，就是建立与“作封洫”相配套的军赋制度，按土地占有量分担军需军备。三是“铸刑鼎”，就是把刑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更难能可贵的是，子产主张广开言路，保留乡民自由议论朝政得失的场所，以便能够听到人们对国事的批评和建议，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称道的开明之举。一千多年后，韩愈写下了《子产不毁乡校颂》，称赞子产是执政者的楷模和典范，不无惋惜地说，此举若能普及天下，该有多好啊！
　　据史书记载，子产执政一年，浪荡子不再轻浮嬉戏，老年人不必拎重物，儿童也不用干农活。二年之后，市场商人不虚抬物价。三年过去，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农民收工不必把农具带回家。五年后，男子不需服兵役。子产变革举措的实施，不仅刺激了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了郑国的军备和防务，同时也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行初期，尽管遭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攻击和非难，但由于新政给郑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就连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
　　作为为政之道，在我国古代历来有善政与暴政之说。《尚书》里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范仲淹进一步解释说：“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善政即仁政，其核心是以民为本。孔子说“子产于民为惠主”，治国有君子之道：自身行为庄重，事奉君主恭敬，养民有实惠，用民有法度。子产虽为“小国之相”，但晋、楚等大国的政治家对他普遍抱有相当程度的尊敬。后世对子产评价颇高，视之为中国历史上卿相的典范。清代史学家认为他德超管仲，堪称“春秋第一人”。如果子产是一个不知为政之道的“总理”，郑国的政治能变得如此清明、国力能有如此大的增长吗？本国朝野乃至邻邦还会如此敬重他吗？孔子还会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吗？
　　子产被看作是法家的先驱，或者说是以儒兼法的政治家，在思想体系上与儒家还是有分歧的。叔向与子产同是一代名宿，他责难子产变法乃政见不同而已。况且，在晋国准备攻打郑国时，叔向以为不可，理由是子产乃贤能之士。至于孟子的点评，从语气上不难看出，他不过是就事说理，借铁打钉，小中见大，借题发挥。即便是批评子产，也是“把话进一步说开去”，意在阐明为政应该抓大事的理念。有人据此看成孟子对子产的讥讽，实在是对古人的误读。
　　在子产为政的古今议论中，焦点集中在大德与小惠的关系上。我的看法倾向于“为政不能止乎惠”，就是说，为政要抓全局性、长远性的大事，不能把精力花在局部的短效的“暖心工程”上，但也不应把大德与小惠对立起来，讲大德而废小惠。作为一国之相，在庙堂要抓大政以利国，到乡间要发善心以恤民，两者都是为政之德，怎么能绝然分开呢？这让人想起庄周贷粟的故事。对于“涸辙之鲋”来说，得斗升之水便可活命，引西江水来救它早就变成干鱼了。掬斗升之水虽是小惠，却比引西江之水这样的大德及时得多。
　　就像光焰无际的太阳也有照不到的角落一样，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可能调整所有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再宏大的政策，也不可能惠及所有人群，再富有的国度，也有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就拿架桥来说，这本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善举，但也不是所有河流的所有区段都需要架桥，即使需要架桥的区段，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条件架桥，即使有条件架桥，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都能做到，即使地方官能做到，也要考虑投入成本和利用率。假如那条河是条浅窄的季节河，过河的人又不是很多，未必一定要架桥。子产身为国相，出行时无意间看到有人无法渡河，就施以援手，并非刻意而为，有何不可呢？不像现在有些领导干部，逢年过节，精心选择和预先安排几户贫民，进家坐坐，送上抚恤，不疼不痒地寒暄几句走人，这才叫典型的“作秀”，与子产渡人不可同日而语。

    　　
　　 附注：本文发表在香港《文汇报》2012年12月18日文汇园副刊历史与空间栏目，责任编辑张旭婕。《醒狮国学》杂志2013年第3期以《从子产渡人看大德与小惠》为题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