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晚年写作的禁忌

　　最近出版了一本新的传记作品，叫《张颔传——一位睿智的学者》，有朋友问，何以这么大了，还写这么厚的书。我觉得有些独到的体会，写出来与年纪大些的朋友们分享。
　　这本书的写作，起自一个念头，做起来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007年8月，退休了。当时曾经想过，是不是再拣起自己的本业，转到历史研究上来。我一直对魏晋南北朝史有兴趣。晚年治史，一定要选个力所能及的时段。力者，智力与体力也。汉代以前，典籍甚少，非大智力者，难窥其堂奥，我原本就没有这样的智力。唐代以下，史籍浩繁，非有大体力者难奏其效，我过去有，现在没有了。魏晋南北朝史，也叫中古史，时间不前不后，史籍不多不少，正是我这样还有点功底，而体力不济者的最佳的选择。再就是，研究这段历史，山西有地域上的便利。话是这样说，实际上也不是没有疑虑。研究这一时段历史的，大家迭出，如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等人，都是此中翘楚。这还是先辈，后进之士，想来也不会少。不管怎样，先看看这方面的书吧，于是买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看了起来，比如高敏的《魏晋南北朝史发微》，李凭的《北朝研究存稿》，还看了一些关于史学方法方面的书。
　　正当我沉潜其中，想有一番作为之际，一位老朋友来我家，说起晚年该如何度过，他的一句话让我惊醒起来。他说，人上了年纪，应当是：熟门不出，生门不进。这让我想起了金圣叹的一句话，意思差不多，只是他的说法，让人更悲观些。金圣叹的话是：年过四十，未婚者不婚，未仕者不仕，以其气力易尽也。我已六十开外，要在历史研究上有所作为，想想，实在是太可笑了。于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也是这段时间，常去张颔老先生家里聊天。一次在跟张老聊天时，忽发奇想，张老在考古学、古文字学上有这么大的成就，经历丰富而又极具个性，上过央视“大家”栏目，是公认的学术大师，何不以他为传主，写一部人物传记。这可是我的熟门。于是跟张老说好，利用聊天的时间，一段一段地诉说他的人生经历。能不能写成一部传记，实在说，当时把握并不大。我过去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全是依仗文字资料，这次全是张老的自述，弄不好就成了张先生的口述实录，与我的关系就不大了。
　　在跟张先生聊天的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不是张先生学问上的执著与机敏，而是张先生做人的境界与方法。比如他常写的一副对联：“笔墨不求缙绅喜，声名毋得狗监知。”就该作为自己写作的圭臬。还有：“知道自己没油水，不给他人添麻烦。”回顾自己此生的许多屈辱，大半是没有及早知道这一做人的方法。还有一句话，字面平常，但意义深邃：“有多大的门面，操多大的心。”这句话对我的启发是，退休前如果说是开公司的话，如今退休了也还写作，等于是开了个小店铺，往后只要把自己的小店铺开好就行了。越谈得多，越深，我对写成一部传记的信心也就越大。
　　正式采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写作和修订，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开始写作后，也是边写边采访。直到今年４月，还去补充过材料。前后用了四个年头，在我的三部传记中，算是用时最少的。
　　到了后期，考虑最多的是用什么体例。因为我知道，凡写一书，必须选择好恰当的体例。体例好了，事半功倍，体例不恰当，轻则事倍功半，重则全盘皆输。直到动笔前，才决定用“访谈体”。所以采用这一体例，是因为老先生还健在。这是我先前写传记时，没有的方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本书的成功，得力于用这一体例处甚多。不用这一体例，难以写得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恣肆汪洋。
　　写作大半生，我对自己，还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看书多，学问还有一些，至于写作的才华，只能说平常。别说跟那些大作家相比，就是跟身边一些作家朋友相比，也是自愧弗如。过去我说自己是三流作家，朋友们以为是调侃，不是的，至少不全是调侃，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这些日子，我给自己这大半生作了个总结，可以用四个“不”字概括，就是：年龄不小，成绩不大；作品不少，名声不佳。质言之便是：成绩不大，名声不佳。

（转自2010-08-08《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