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志”了的君王

　　在我国古代，朝廷里除设有专门监察机构外，还活跃着一群被后世称为“谏官”的人，对至高无上的君王进行抗辩性劝谏。这些人不一定是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谏议大夫之类的专职官员，而是包括所有文武官吏，甚至可以是有机会与君王说上话的平民。例如，那个冒死劝停赵简子攻打齐国的公卢，就是一个身披铠甲的士兵。这个士兵不仅有勇，敢当面讥笑赵简子，而且有谋，说了个逗乐的段子就让赵简子引咎自省、罢兵回国了（详见附录《公卢讽赵简子》）。
　　这样的监督方式属于正面的、显性的，其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当朝典制的刚柔，也取决于君王是否专断、能否从谏如流。还有一种监督方式则是侧面的、潜在的，这就是所谓的“以史制君”的史官制度。早在商周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史官记录统治者的言行，后来便沿袭下来，形成惯例。到了汉代，这种逐日记录君王言行的原始簿册，有了个正式名称叫“起居注”，通俗地说就是日志。不过，这日志并非君王自愿，而是史官恪尽职守记下来的，且规定君王不得查阅本人日志。君王们虽然觉得很不自在，但在史有先例不可违的约束下，也只好“被日志”了。一次，宋太祖罢朝后闷闷不乐了好一会儿，内侍王继恩请问他为何，太祖说，早朝时在前殿为指挥一事，偶然出了点差错，史官必然会记下来，所以不痛快。其实，帝王也好，将相也好，普通人也好，只要自己的德行是阳光的，是不怕“被阳光”的。
　　把为君王记录起居注的人看成是“隐形谏官”，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的权力虽然不能说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是相对独立的，受到朝野舆论的广泛认可和尊重。他们的职责不是当面劝诫，也毋须犯颜直谏，而是在不谗主、不媚俗、不表态、不评论的前提下，背靠背地对君王的一言一行进行原始记录。“被日志”了的君王想看又不能看，更不可干预、问罪、杀史官，否则就会被舆论认为是逆天不道之举。这种原始记录，势必会对君王形成潜在的心理压力，因耽惧“秽行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而有所顾忌。李世民登基以后，“玄武门之变”的是是非非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史官如何记载这件事。大约是贞观中期，李世民曾以“知过失引以为戒”为借口，转弯抹角地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被褚遂良以史无先例为由严词拒绝了。
　　在商周以来形成的君王伦理观念中，特别强调人主当“以德配天”。天子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一言一行必须符合上天的法度，否则会遭天谴。在我国古代，文字具有通神的能力，史官的记录也被看成是上天言事的神圣方式，从而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天的名义对统治者实施监督和制约。这也是君王为何会忌惮史官的一个初始的也是重要的原因。当然，让这种约束成为可能，并形成史官独立的监督机制，在于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传统力量。前代特别是以礼仪闻名的商周，他们所成就的基业，所推崇的伦理，都可能会被后世所继承，并成为必须效法的范式。正是这种看似无形却事实存在的古训累积，使得史官的职权受到有效的尊崇和保护，同时也使得君王们因潜在的压力而谨言慎行。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固，在起居注面前，史官能否秉笔直书，君王能否遵从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品质。尽管也有史官面对强势的君王未能守住阵地，发生过起居注被查阅和修改的情形，甚至越到后期越走样，越废弛，但从历史全貌来看，起居注在修史、制君上发挥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附录：公卢讽赵简子

　　【原文】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乃有宿笑。”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
　　【译文】赵简子欲出兵攻打齐国，命令军中有敢劝谏的人一律处死。有个披铠甲的武士叫公卢，看着赵简子大笑。简子问：“你笑什么?”公卢回答：“我想起了隔夜的笑料。”赵简子说：“你能说出理由就算了，说不出就处死你。”公卢说：“采桑季节，我邻家夫妻都下田干活。丈夫见一采桑女就去追，没有追到就回来了。他妻子一怒之下也走了。我笑他两头落空。”赵简子说：“现今我若因攻打别国而失去本国，那是我的失职!”于是下令退兵。

    附注：本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2010年6月30日 大公园副刊，责任编辑孙嘉萍。《西部时报》7月16日C3历史版、中新网、中华网、环球网、人民网、大洋网、大旗网、中国战略网、振华军事网、临汾新闻网、雅虎文化、TOM故事汇、IDO社区、历史千年、欧浪网、社交网、北青网、故事大王、中国保教网、新华网浙江频道、星际园、读我网、中国人物、热点新闻、同城生活、新浪论坛、天地网、习古堂国学网等媒体予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