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超采取了极端的方式，终于得到了他应得的赔偿。

但这似乎不值得庆贺，至多不过是庆幸而已，庆幸我们的媒体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帮助了他人，庆幸我们的政府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还是做出了反应。

但正如南街村不可复制一样，张海超的“成功”也是不可复制的，他用自己现有的生命换取了他未来的生存和尊严，这是对民权社会的莫大讽刺，也是对法治追求的无情鞭挞。

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延续了一贯的作风，个案只是个案，当被媒体逼迫无奈的时候，花钱消灾；制度性的改进依然遥遥无期，关于事件的反思也只不过是如何防止这类有损政府脸面的事情发生，而非真正设身处地为那些鲜活的生命着想。

还有更多的张海超们在无奈中抗争、流泪、死去。

王盛茂来自张家界，在深圳的地铁建设中从事风钻工作。了解这一行当的人都知道，风钻是尘肺病高发的职业，工人们在打钻的过程中吸入了大量的粉尘，在从事这一行当三五年之后，绝大部分的工人都会患上不同程度的尘肺病。而尘肺病在目前几乎是不可治愈的，目前的治疗手段主要是洗肺，费用非常昂贵，做一次就需要万余元的花费，这对于工人们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承担的。

因此，得了尘肺病，对于大多数病人来说，就基本上意味着等死。

而他们的维权抗争，无非是给家庭、给妻儿子女留下留下生存之需而已——他们多是家中的顶梁柱。

王盛茂今年才25岁，但已经有了尘肺病的症状，因此他和家乡的几十名老乡一起来到深圳——这座光鲜的、他们曾经为之付出的城市，来索要他们应得的赔偿。但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他们被指认为没有劳动关系的证明，因此连职业病的鉴定都无法做出。法律在这个时候不仅没有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反而成为他们维权的障碍。由于没有劳动关系的证明，职业病的鉴定就无法进行，后续的赔偿和官司也就无从谈起；于是这些工人被诊断为“疑似肺结核”、甚至是支气管炎，之多也不过是“尘肺？”这样的结论，但没有一家医院肯给出他们确定的诊断结果，尽管前人的结果和从业经历已经告诉他们几乎是尘肺无疑，但却没有医院给予他们确认。医学在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其独立性，事实告诉，科学告诉我们的并不都是真实，隐藏在背后的政治权力或许会有更大的力量。

没有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政府由此就可以视他们为不存在，对他们的行动漠然处之；同时却忘记他们自己的责任，普遍的劳动关系的缺失状况难道政府就没有任何责任吗？法院可以消极，但政府不能消极，他们是民众权利的积极维护者。即便是曾经发生了耒阳的尘肺事件，即便是正在发生张家界尘肺工人的事件，都不曾激起我们的政府积极行动的意愿，来组织悲剧的进一步蔓延。因为市场上对风钻工人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既然不能取消，政府又岂能坐视而不采取保护行动？

高楼背后有阴影、霓虹灯中有血泪。官员们可以把光鲜的城市、栉比鳞次的高楼作为自己的政绩来炫耀，但建筑工人的命运没有人去关注，也许在大谈“发展”的官员们眼中，他们只能是这个光亮社会的负担或者耻辱，他们两手创造其这个辉煌无比的城市，却始终生活在最阴暗的角落里，为生命而苦苦挣扎。学者们有足够的知识来论证他们存在和悲惨命运的必然性，只是因为他们不曾体验到命运的悲惨，在付出十年辛劳之后无奈等死、看着妻儿老小无助的眼神，这是怎样一幅凄凉的图景啊！当理性统治这个社会，当权力只为追逐财富，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的怜悯心、我们的道德感都在衰退，并且可以理直气壮地弃之不顾，而不用忍受任何心灵的谴责。

人类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但中国数以百万计尘肺工人的悲惨命运，又有谁能够感同身受？张海超成了新闻，同时也就意味着同情不再必要，有意或者无意的炒作才能得到些许的希望，因为官员们会担心他们的形象以及与之伴随的他们的仕途。但即便是同情，也总有厌倦的一天；即便是新闻，当一再发生，也会失去其炒作的价值。到那个时候，等待他们的，也许真的只有无奈的死亡。

(注：王茂盛只是化名，耒阳尘肺工人事件发生以后，张家界在深圳的风钻工人也在开始行动，据统计目前在深圳建筑工地从事爆破、风钻工作的工人大概有两三百，其发病率之高令人震惊。但尽管如此，他们的前途依然迷茫，法律并不是他们愿意走的途径，一来缺乏证据，二来事件上也耗不起。现在他们只有寄希望于政府，但情况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