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连载·215）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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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移驻安庆以后，考虑着几件大事。首要的事情，当然是湘军的东征。其次是脚踏实地开展洋务运动。这两件事情，他都着手办理了。但还有一件事情，他是只能想一想，却既不能说也不能去做的。

    湘军攻克安庆之后，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除了彭玉麟以外，还有人劝他与清廷抗礼，自登皇位。胡林翼去世前表达过这个意思。左宗棠也在劝进的人之列。劝说最力的人是郭嵩焘和李元度。李元度借着贺功的机会，给曾国藩送了一副对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

    胡林翼在上一年曾国藩寿诞时送过一副对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左宗棠有一副题神鼎山的对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毕生钻研帝王学的湖南才子王闿运来到安庆，力劝曾国藩接受他的“纵横术”。

    湘潭人王闿运劝说曾国藩做皇帝，这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衡州，那时曾国藩的湘军将要出征。1854年2月24日下午，二十一岁的王闿运来到曾国藩的大营，劝他凭借自己的声望和兵力，干一番扭转乾坤的大业。一席话说得曾国藩胆战心惊。曾国藩既没有被他说得心动，也没有为难这位青年才俊，而是请他随同设在水师船上的流动粮台一起出征。

    这一次，王闿运来到安庆曾国藩的幕府，曾国藩的实力和七年前相比，已经大不相同。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集大成者，那么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曾国藩所任的官职还是他坐拥的兵力，才真正显出集大成的气象。由于清军江南大营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咸丰皇帝在忧虑中殡天，只留下一个六岁的小皇帝，清廷把收复东南半壁河山的指望，全部寄托于这位湘军大帅。曾国藩在中国大地上，真可谓一言九鼎的人物了。

    王闿运看准这个时机，为曾国藩指出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听政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举义，为万民做主。王闿运又搬出了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以图促使曾国藩下决心。

    曾国藩已经成为众望所归的实力人物。很多人希望他成为一代新主。许多人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企图利用曾国藩的号召力，在他的旗帜下取代满清的统治。

    王闿运在这方面做过不懈的努力。他曾游说曾国藩和胡林翼与太平军连横反清。胡林翼不免为之动心，但曾国藩却很少采纳他的谋议。

    屈原的精神有一个层面叫做忠君爱国，深深地影响着入朝为官的湖南人，包括清末的曾国藩。这个层面强调对君主的忠心，至多只能容得下受委屈的牢骚，而容不下反叛的精神。因此，屈原至死也不痛恨楚怀王。而曾国藩在势力最强盛的时候，尽管王闿运用自己毕生琢磨出来的帝王学，竭力劝说他与清廷分庭抗礼，甚至与太平天国联手，替汉人出头，灭了爱新觉罗家族，但曾国藩出于种种考虑，只是以“狂妄”二字来回复王闿运的劝告。

    也许，曾国藩并非对王闿运的劝说毫不动心。从他的若干奏折可以看出，他对清廷不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恼火，对清廷的官场深恶痛绝。他没有像屈原那样对君主空怀幽怨，也不会像手无兵权的三闾大夫那样，对清廷的态度像妇人一样软弱。他已经羽翼丰满，拥有对抗清廷的实力。他在日记中说，他在与王闿运长谈之后夜不能寐，说明他的内心确实在做一种抉择。

    曾国藩在忠君和造反之间选择了前者，很明显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军队是在镇压造反者中起家的，他本人以“正统”自居，因此他很难在短时期内完成从镇压造反者到造反者的角色转换。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有人说，他信奉儒家思想，怎样和信奉西方上帝的太平军合作，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人则说，他是被圣人礼教的浮名所累。还有人说他的选择是基于一种民本思想，他希望国家早日恢复安定，因为有那么多洋人对中国虎视眈眈。他认为中国必须在和平环境中兴起洋务运动，增强国力，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