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连载·139)
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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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腾鸿的死,是江西战局残酷的一个缩影。在他死后不久,战争又吞噬了大批人的生命。
王錱的部队于9月2日进攻林头,太平军丢弃壁垒,向南逃走。王錱回师,驻扎在崇仁和宜黄之间。由于暑热难当,转战劳苦,病疟缠身,王錱放弃了进军吉水的打算。太平军乘虚火速向东推进,攻占乐安,杀死知县靳丹书。王錱回师救援,太平军已经撤走。
几经折腾,王錱的病况加重。
王錱于9月21日在乐安病逝,终年三十三岁。他和刘滕鸿这两员湘乡大将相继死去,使湘军无法在短期内扭转江西的战局。
王錱是湘军的创始人之一。他跟随老师罗泽南创建了湘乡的团勇,本来在湘军中应该享有更高的地位。曾国藩在衡州开始操练湘军时就对他颇为倚重,把他比作西汉时的雄豪刘琨和祖逖。
当时王錱倒也没有什么野心,自觉出身太轻,过早地出来承担重任,必然要煞费苦心。他写信给曾国藩,要求回乡做学问。曾国藩加以劝慰,要他增募勇丁。王錱想为学友报仇,为自己多募了勇丁。没想到,两人因此事发生矛盾,导致王錱仕途不顺。
左宗棠却看好王錱。他参赞骆秉章的幕府后,赞成骆秉章重用王錱。王錱采用类似于现代特种部队的魔鬼训练法,命令士卒把铁瓦绑在脚上,练习跑步。用沉重的器械勒住士卒双臂,锻炼臂力。
王錱重视练习,更重视训导。他要求副将们研习阵法,对军士们严加训诫,三令五申。他讲究队伍的分合,要求阵势变化时行伍不乱,这样才能以少胜多,以静制动。
王錱修订了原来的编练制度,撰写《练勇刍言》,分为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五篇,加以阐述。还撰写了《阵法新编》,强调练胆和练心。他变通古人的成法,认为要以定制变,以整齐和闲定来战胜剽悍,并让副将们实际操演。
王錱还注重提高普通士卒的文化水平,教军士们写字读书,每天讲授《四书》和《孝经》,引经据典,阐明大义,言语生动,比喻贴切,听讲的军士一个个潸然泪下。夜幕降临,王錱的军营中总是传出一片诵读之声,仿佛是一所夜校。
每次出战之前,王錱总是召集副将们团坐一起,指着地图,向大家分析,敌军会从哪里出入,我军要从哪里出击,然后要求每位将领都说出自己的看法,还提问质疑,把问题都谈透了,才敲定作战计划,分派任务。违反命令者,严惩不贷,军纪森严。
曾国藩知道王錱不会为自己所用,也知道自己无法调摆他,便写信给骆秉章说:“璞山是个勇敢的将领,如果归我督带,就必须听我的指挥。如果不归我管,我就不能带他同行。如今大局糜烂,我不是要仗自己的官大而压制别人,也不是妒忌别人的才干和功劳,只是担心一名将领不听指挥,其他将领也会仿效,部队离心离德,怎能打胜仗呢?如果听任璞山自成一军,骆公最好先行奏明。时世大乱了,纲纪却不可乱。”
左宗棠看了曾国藩的信,笑道:“涤生每次感叹人才难得,我都暗中偷笑。涤生问我为什么要笑,我说:‘你的水陆大军,有一万多人,却说无人,难道这一万多人都没用得上的吗?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比较能干的,我让他做其他九个人的头,那九个人必然无话可说。依此类推,千人万人,都是如此。’我所用的人,都是涤公没有用完的,或丢弃了不再起用的,王璞山就是其中之一。涤公见我用了有效,他又往往发现了他的长处,想用一用了。然而涤公丢弃的人才,岂不是太多了吗?”曾国藩听说了这番话,也无以为答。
左宗棠爱屋及乌,也重视王錱手下的副将。左宗棠后来出任湘军大帅,虽然王錱己不在世,但他把王錱生前训练的副将们全部网罗到属下,又让王錱的堂弟王开化主管营务处,行军布阵,都遵循王錱定下的规矩。他的部队善于使用城墙、梅花和大鹏等阵法,抵御强大的骑兵,都是继承了王錱的遗产。
王錱1854年在岳州落败,羞愤难当,自杀未遂。曾国藩骂了王錱。但紧接着曾国藩自己就在靖港大败,也是羞愤难当,投水自尽,被人救起。这两个互不买账的湘乡人,遭遇是何其相似!
骆秉章始终护持王錱,罢了他的官职,却不夺他的兵权。王錱则痛念这次失败的原因,深求万无一失的致胜之道,大有心得。此后听从左宗棠指挥,致力于湖南的防御作战。他的部队不过一千人,在省内奔波,常常几天吃不上饭,靠着精神的激励,转战于湖南与两广交界的崎岖山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孤危百战,坚持了三四年之久,阻止了各路会军进入湖南的脚步。由于战功累累,得到了按察使的官衔。
在这几年里,曾国藩被困江西,分军四出,屡为石达开挫败,与历届巡抚闹得很僵。御史萧浚兰陈述江西军务被动,文宗下旨责问曾国藩。
在这时候,王錱却为曾国藩说好话。他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信说,曾国藩心事犹如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性情刚正,不屈不挠。他的作为顺利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然后,他写信给身在江西的曾国藩,对自己疏远曾国藩表达了歉意,并将曾国藩引为知音。他说,世上有人表面上没有来往,其实神交于千里之外。不但俗人不能理解,即便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只看到表面,察觉不到他们的内心。他几年来南走五岭,北奔洞庭,很怀念在衡州与曾国藩在一起的日子。
曾国藩读了这封信,心下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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