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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853年长沙最炎热的三个月里，曾国藩不仅感觉到了天气的闷热，也感到了官场的挤迫。

    骆秉章、徐有壬和陶恩培这些文官都不喜欢曾国藩，但他们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什么。长沙的武官们则不然，他们认为曾国藩手伸得太长，介入了他们的权势范围，便要给这位钦差大臣一点颜色看看。

    7月份，曾国藩把他看好的参将塔齐布上疏推荐给文宗，皇帝下诏，赏给塔齐布从二品副将衔。

    塔齐布刚见曾国藩的时候，还只是一名五品守备。曾国藩非常看重他的才干。他每次操练部队，都执旗指挥，哪怕天下暴雨，他也巍然伫立，毫无倦容。于是，曾国藩对他十分倚重，命令他管束辰州勇丁。

    几个月前，曾国藩训练所部的湘乡勇丁，命令长沙的绿营兵与湘乡勇五天会操一次。塔齐布当时代理左营守备，每次会操都来参加。长沙协副将清德看不顺眼，自认为将官不能受文官辖制，就连巡抚也照例不问军营操练，为什么曾国藩这个团练大臣却要管？他认为塔齐布讨好曾国藩，破坏了营制,便向来到长沙布置防务的提督鲍起豹打小报告，诋毁塔齐布依附曾国藩。

    鲍起豹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而且嫉恨塔齐布不尊重自己。这个昏庸自喜的提督，听了清德的话，就扬言道：“盛夏操兵是虐待军士！本帅现驻省城，本帅不传操，胆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塔齐布听了这话，非常沮丧，也有些害怕，不敢出操。司道官员们都暗中窃喜，以为这样就可以教训那些多事的人了。

    于是绿营兵与团练勇丁互不买账。提督的标兵本来就看不起练勇，现在依仗着提督的威势，更加骄横。

    很不凑巧，8月份有一名湘乡勇丁试枪时，误伤了绿营标兵的一名长夫。绿营兵大怒，吹起号角，挥舞旗帜，列队攻击湘乡勇，城墙上的军士都跨越矮墙跑出来，闹得城内官民人心惶惶。曾国藩鞭打试枪的湘乡勇丁，以示向绿营道歉，事情才平息下来。

    时逢广东乐昌的起义军攻打湖南东南角上的兴宁，曾国藩派王錱率领湘乡勇将他们赶跑。不久，朝廷下令，将清德逮捕问罪。

    9月份，长沙的事态对曾国藩更加不利。提督手下的永顺兵与辰州勇丁发生械斗。辰州勇是塔齐布教练出来的，提督标兵岂肯放过！他们又吹着号角，排成队列，攻击辰州勇丁。不久，他们包围了塔齐布的参将署，长沙的文武官员却坐视不管。

    曾国藩想到内斗没有止境，如果不管好军队，官员和百姓都会看不起他这位朝中大臣，他还怎么打击不法分子呢？于是，他便给提督行文，要求逮捕主事者。鲍起豹跟钦差大人赌气，生气地吩咐部下说：“就遵照他的命令，绑起来送到辕门！”

    标兵气势汹汹，满街横行。曾国藩打算把提督绑来的人斩首，杀一儆百，但又担心发生兵变，犹豫不决。营兵日夜聚集在城里游巡，文武官员闭门不问。他们更加猖狂起来，公然围在曾国藩公馆门前。这公馆是巡抚打猎的园子，巡抚却装作不知道。

    曾国藩料想绿营兵不敢冲进来，顾自开始办公，没想到标兵竟然手持刀矛进了园子，刺向钦差的随从，还差点刺伤钦差本人。团练大臣只好去敲巡抚的大门，骆秉章假装吃惊，向他道歉，并从中斡旋，放掉被绑来的标兵，对作乱的标兵不予追究。司、道以下的官员，公然指责曾国藩办事操之过急，才会激起这种变故。曾国藩的幕僚都很气愤，认为应该上奏朝廷。

    曾国藩叹息道：“时事这么危急，我们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大乱，怎么敢以自己的小事烦扰君父？我宁愿自己避开。”

    就在当天，曾国藩带领僚属和湘军开拔，移驻衡州。

    这时，南昌已经解围，但增援江西的湘军，还没有返回湖南。曾国藩闻报：江西泰和与安福的起义军被罗泽南的湘乡勇打败后，西进湖南，攻占了茶陵。他赶紧派王葆生、塔齐布和王錱率领部队联合攻击。起义军继续西进，攻占安仁，杀死训导吴棠。

    骆秉章命令训导储玟躬募勇前往攻击。储玟躬和把总张大楷率部驰进，在安仁和酃县交界处与起义军遭遇。他们与酃县团勇一起，合力围攻，大败起义军，迫使起义军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