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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烧到湖北以后，湖南暂无大的战事。张亮基离开了长沙，代理巡抚潘铎立足于他的本位思考，不愿意多养军队，多供军饷，奏请朝廷撤兵二千多人，只留下一千七百名沅州兵防卫本省。

    曾国藩却不管江苏人潘铎怎么想，他要趁着湖南处在战争的间歇中，抓住时机，加紧招募兵勇，进行训练。他见清军在湖南兵力空虚，便有了进一步扩充湘军的理由：他要用团练勇丁来弥补本省兵力的不足。他呈告朝廷，湖南的标兵都调往追赶太平军的清军大营去了，湖南兵少将寡，只能靠团练勇丁来支撑局面。

    曾国藩重视扩军，更重视训练。他不但训练湘军，还命令绿营的城防部队，每月六次集合操练。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每天检阅他率领的部队，勤勉有加，训练有方，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

    与此同时，曾国藩决定依靠湘军的武力，整顿全省的治安。只要州县报警，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几百名湘军，当天就要轻装出发，路上不许停留，所到之处，立即平息事端。湘军不但镇压会党，还就地诛杀不法的官吏。

    3月份，长沙以南约四百里处的常宁，有何绿与吴玉老十在白沙堡聚集会众，影响到南边一百多里外的嘉禾县境。曾国藩派刘长佑率领五百名楚勇，王珍率领三百名湘勇，一同前往，还没到达常宁，常宁本县团丁已将会党歼灭。

    此后，长沙以南约两百里处的衡山有刘积厚的会党起事，刘长佑率领楚军前往镇压，罗泽南和王珍也一同前往，很快就平息了事端，会党的余部逃往衡山以东三百里处的攸县。

    在湖南的东南部，永兴、安仁和茶陵有会党劫狱，烧毁官署，消息刚出，刘长佑和张荣祖带兵前往镇压，会党随即溃散。

    3月21日，曾国藩上奏，专论如何对付湖南的会党。

    这位团练大臣说，太平军在湖南走了一遭，这里的会党，多半都随太平军去了，但仍然有串子会、红黑会、边钱会和香会聚集闹事，如东南部的衡州、郴州和桂阳州，南部的永州，西南部的宝庆和靖州，都是崇山峻岭，有利于会党的孕育。当地官府知道会党的势力无法遏止，都不想自己的辖地里发生祸患，千方百计地加以遮掩，苟且偷安，留下了几十年应杀而没有杀的人，听任他们横行霸道。现在乡下的无赖刁民，气焰高涨，他们见有人命在身的强盗首犯，常常逍遥法外，又见太平军势力强盛，朝廷没法制止，便以为法律只是一纸空文，起不了作用，官员也就不再可怕。因此，如果不用采用严刑峻法，就无法打击他们的气焰。

    曾国藩说，他打算采用严厉的刑法，铲除强暴势力，良民才会有安生之日。他虽然因此会得到残忍严酷的名声，也在所不惜。当今的急务，要使全省没有破不了的案子，清除大小各路会党，就可以指望涤荡一切污浊。对于那些曾经有过抢掠、拜会、结盟行为的人，当即正法。只要清除了内奸，太平军从外省再次打来，也无法有什么作为了。

    文宗非常赞同曾国藩的看法，觉得他讲出了自己心里的话，立即批复：“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动员全省大小官员，积极整顿社会治安。他只要接到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玩忽职守的举报，马上将犯罪的官员逮捕斩首，他的行馆成了审案的公堂。此后三个月，他杀了五十多人，文官和司法官员大为不满，叫苦不迭，又非常惊悚，不敢不打起精神料理公务。

    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表明自己的认真，曾国藩在所有的布告上，都署上他的大名。他勤于给府县下发公文，请官员们招贤纳才。湖南的知府和县令们，虽然旧习难改，但有的人慑于曾大人的严厉，只好照他的办法去做。有的人则是因为亲眼见到曾大人这样的高官，也与乡民诸生平等相处，也就为自己高高在上、脱离民众而稍有悔悟。于是，各地官员都开始探查当地的利弊，并时常向曾国藩报告兴利除弊的情况。

    民间的有识之士，感念曾国藩的一片诚意，虽然也许不去参见他，但人人都认为，一旦有事，便可以找曾公讨论。这样一来，湖南的社会秩序，很快就有了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