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七月》第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迟迟，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对这里的“女心伤悲”之原因，过去比较通行的解释是说这女子在采桑时想到即将出嫁，与公子同归而离开家，离开父母，因而伤悲。这个说法在儒家思想的体系里，将“女心伤悲”与孝道联系起来，一向比较容易接受。

现代人则不一样。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认为，这首诗反映的是奴隶社会的生活情形，诗里的“公子”是奴隶主贵族，有特权肆意蹂躏奴隶，采桑女子则是奴隶，女心伤悲是因为害怕在出嫁之时受到公子的性蹂躏。郭沫若用“初夜权”现象来作为立论的根据，认为除辛勤劳作之外，奴隶社会中的“女子好象还有别的一种公事，就是在春日艳阳的时候，公子们的春情发动了，那就免不了要遭一番蹂躏了。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据近世学者的研究，许多民族的酋长对于一切的女子有‘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就是结婚的一夜，酋长先来尝新的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卷一第114页）此说影响甚大。余冠英《诗经选译》、金启华《诗经全译》和陈子展《诗经直解》，以及不少通行的教科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变本而加厉，将《七月》第二章指为描写春光明媚之下，贵族公子准备抢夺年青貌美的采桑女子，揭露和批判奴隶主贵族的罪恶的作品。

钱钟书《管锥编》则开宗明义，承《毛诗正义》而来，从毛、郑之解，名《七月》第二章为“伤春诗”，认为“女心伤悲”乃是感春而伤怀，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钱钟书辩白了此诗的性质，但仍未能说明“女心伤悲”的原因。全性尧在《饮河录·有女采桑》中赞同钱钟书的说法，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妇女内心活动的作品，但同时也承认不知如何解释“女心伤悲”的原因。

郭沫若的说法是经不起细推的。由于在《七月》上下文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所以郭沫若是借用人类学上的“初夜权”现象来推想诗中女子的遭遇，认定“女心伤悲”是因为害怕受到奴隶主贵族的性蹂躏。这其实误解了“初夜权”。在郭沫若看来，“初夜权”是性特权，是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与压迫之一种。但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上古时代的“初夜权”其实不是特权，而是一项必须由酋长、祭司、巫师之类人物来承当的带有很大危险的宗教义务。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初夜权由宗教性义务向性特权的转化，应伴随着贞节观的诞生。上古时代的婚嫁，生育的意义是首先的，对女性贞节的要求应是后世的事。从文献上看，从宋代开始，汉民族才开始大力强调女性的贞节，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汉民族在《诗经》的时代就已经有了贞节观，有了对处女的变态嗜好。郭沫若用“夜初权”现象来解释和推断《诗经·七月》“女心伤悲”之原因，因预先戴上了后世的有色眼镜，就免不了违背历史主义的原则。

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在小说和散文中都描写过初夜权在湘西地区的遗迹。在小说《月下小景》中，沈从文描述了苗族女子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允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的习俗。“若违反了这种规矩，常常把女子用一扇小石磨捆到背上，或者沉入潭里，或者抛到天坑里。习俗的来源极古，过去一个时节，应当同别的种族一样，有认处女为一种有邪气的东西，地方族长既较开明，巫师又因为多在节欲生活中生活，故执行初夜权的义务，就转为第一个男子的恋爱。第一个男子因此可以得到女人的贞洁，就不能够永远得到她的爱情。若第一个男子娶了这女人，似乎对于男子也十分不幸。迷信在历史中渐次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习俗却把古代规矩保持了下来。”小说写的就是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因违反了这一习俗而自杀殉情的悲剧。根据沈从文散文的有关内容来看，小说中所描写的习俗，在近代仍保留了下来。在游记散文《湘西·白河流域几个码头》中，沈从文描述了白河（即历史上有名的酋水）流域永顺、保靖和永绥三县直到清朝中叶还由世袭土司所统治的事实。在土司治下，除同宗外，土司对任何人新婚都保有初夜权。新婚女子都应先送到土司府留下三天，代为除邪气，事后方能发还。

相形之下，钱钟书和金性尧从人类心理的角度来解释“女心伤悲”，把《七月》第二章视为描写妇女内心活动的作品，就更合情理。但“女心伤悲”的真正原因，还是古人说得中切：因为即将出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类普遍心理两方面来讲，出嫁对于女子来说都是令人伤悲的。

在古代父权制社会中，女子的出嫁往往是基于社会权力关系的需要，甚至是维系财产权的需要，与个人感情的需要没有什么关系。按法国学者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人主编的《家庭史》的说法，在《诗经》的时代，嫁女在很大程度上可与送交人质相等同。包括汉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哭嫁”的习俗，便是这种对女性极不人道的婚姻制度的产物。“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在过去深入人心的习语，表明在旧式婚姻制度下，女子出嫁之后，倍受虐待乃是不可更改的普遍事实。不少中国现代作家都描写过女子出嫁之后在夫家饱受折磨，而夫家则认为理所当然的残酷事实。古人解释《七月》，将“女心伤悲”理解为女子因为将要离开父母而伤悲，正是通脱体贴之论。

除去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之外，从成长心理学的角度看，出嫁之于女子，意味着不得不告别少女时代，开始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进入陌生的生活环境。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对过去的依恋，对未来的疑惧，对丰富多样的生活从此将单一化的无奈等种种情绪混合在一起，也是“女心伤悲”的原因。

当代作家汪曾祺在《滇游新记》中描写云南傣族充满了欢乐气息的泼水节时注意到了出嫁女子的伤悲：

泼水，泼人，被泼，都是未婚少女的事。一出嫁，即不再参与。已婚妇女的装束也都改变了。不再着鲜艳的筒裙，只穿白色衣裤，头上系一个衬有硬胎的高高的黑绸圆筒。背上大都用兜布背了一个孩子。她们也过泼水节，但只是来看看热闹。她们的精神也变了，冷静、淡漠，也许还有点惆怅、凄凉，不再象少女那样笑声琅琅，神采飞扬，眼睛发光。

汪曾祺在这里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见闻。这些出嫁女子的“惆怅、凄凉”，已经没有了不公正的社会历史因素，而只能单纯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告别少女时代充满了欢乐与隐隐约约的梦幻的自由生活，从此将自己交付与一个实实在在的他者，厮守终生，这其中显然有钱钟书在《围城》里反复书写过的人类精神困境：理想成为现实的刹那，也就是幻灭的开始。人类有着强烈的本能，要求生活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出嫁与订婚，显然是在那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中选择一种，从一而终。它与人类要求自由，渴望丰富多样的生活形式之本能是相冲突的。曾昭抡《缅边日记》，也注意到了摆夷（傣族）女子的婚俗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冲突之表达形式：

已嫁的妇女，所穿的衣服，完全和少女一样。她们的不同点显然地是在头发上。少女们总是打着一条辫字，有的在前面还留着少许流海。可是她们的辫子，从来不拖在身后，而是从右至左，绕头一圈后结起来。这样地把辫子盘在头上，相当地好看。结婚以后，她们的头发，改为挽作髻状。围着发髻的四周。用一条黑布，一层一层地缠起来，结果成为筒状，远看象戴着一顶筒形的高帽一样，也很有点象中国旧戏中石秀所戴的头巾，据说这条缠在髻外的黑布，是出嫁时母亲赠给女儿的。它的象征，是叫她从此以后要守贞。的确的，结婚对于摆夷女郎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转变。婚前和婚后的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没有出嫁以前的摆夷女郎，充分地享受社交自由，恋爱自由的幸福。要是她自己愿意的话，她的生活，也可以很浪漫。但是一经结婚以后，她就得绝对地守贞；“礼教”的压迫，使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就是一位最不留心的观察者，也会立刻觉得，未嫁的摆夷少女，是活泼可爱，已嫁的妇人，却无论从装饰上或者表情上，都不能令人发生兴趣。结婚后的妇女，她的责任，是一天到晚，挑水煮饭，做牛做马一般地，侍候丈夫，她已经不再有交际的自由了。

叶梦是当代文坛著名的女性散文作者。她的散文以善于用大胆而细腻的笔法，写女性隐秘的心理世界而著称。她在《今夜，我是你的新娘》一文中，从女性的角度写出了新婚之际的“女心伤悲”：

三十五年的生命将要进入另一种样式，三十五年的后面需要打一个句号，需要刻一块里程碑。

属于我处女的最后一个白天是我一个人静静地呆在房里，我悄悄地布置着我的新房，我用我的双手不停地做这做那以分散我纷乱的思绪。

喜悦悄悄地在身体里渗透，与之俱来的更多的是恐惧和忧虑，也有一种不可挽回的悲哀。

我好像是一块苍白的画布，将要被涂上各种颜色的图案，我不无痛惜的感觉，好像面临一种破坏性的灾难。

而当那最后的时刻来临之际，作者这样写道：

突然，我感到我的肢体变得冰一样凉，一种被破坏的恐怖袭击了我，我的心突然喊出这样一句：这下完了。

在这里，叶梦有描写，也有分析。不仅“女心伤悲”的现象得到了证实，而且其原因也昭然若揭。

几千年前，在豳地的春野上，那个在春光明媚之际因想到即将出嫁而忽然悲不自胜的采桑女子，其内心的伤悲，与叶梦在这里所写的，一脉相通。人类的心理，本来就很难说清。《诗经·七月》一句“女心伤悲”，包含了古人对自身的敏锐洞察，而不仅仅只具有金性尧所说的描写妇女内心活动的意义。

季红真在《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注意到，出嫁对于女性来说，意味着从自己自小生长于其中而又不是自己的家的家，进入另一个不是自己的家的家。这其中包含着女性亘古的悲哀：没有自己的家。这个女性主义的观点，亦可作为“女心伤悲”之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