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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现代文学

      昨日在山东大学为现当代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上课,是学科概要,属于专业入门课。课上和同学们讨论了如何处理听课和读书的关系,以及如何逐步选择确定研究题目等问题。我给选课的同学每人提供一份建议基本书目。有些外专业或者外校的同学也有兴趣,干脆就放到博客上,也好征求大家意见,不断完善一份基本书目。

      书目设计应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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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绛在哪里

 

读诗、写诗、译诗、编诗……先生一辈子没离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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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我讲现代文学基础课作者:温儒敏
最近北大一网站转发了我这篇文章,原载北大学报09年4期。没想到至今还有人关心,干脆就张贴于此,和老师同学们切磋。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就在北大讲“中国现代文学”基础课。中文系对本科教育历来很重视,要求基础课必须有经验的老师来讲,年轻教员一般还没有资格上本系的基础课。那时我刚毕业留校几年,是先给外系(如几个外语系、图书馆系、中南海干部学校,等等)上课,到80年代末,才给本系讲基础课,每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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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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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欣赏的角度看,《沉沦》确实很难称得上文学经典。语言上,它毫无必要地夹杂使用汉语、英语、德语,造成了“不纯”的窒闷感。叙事技巧也明显不够成熟,残留着草创期的粗糙和混乱。小说主人公也显然不是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而是心理问题严重的“有病者”。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这样一个“有病者”喊出了对祖国热爱,发出了呼唤祖国强大的爱国主义感情?为什么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沿着这个“有病者”的情感逻辑,回到爱国主义的母题上来?

 

“个人的发见”

 

事实上,《沉沦》在环境、情节、人物塑造等方面的不真实和不自然,恰好是表达主观情感的需要,体现了自叙传小说对真实独有的追求。突破日常经验,扭曲正常表达,冒犯常识和常规,挑战乃至冒犯我们的审美期待和心理承受力的极限,正是为了凸显自我,最大限度地表达个人主观情感和经验的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郁氏关于关于“个人的发现”的经典论述,也就与《沉沦》情感逻辑,有了共通的现代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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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张洁宇这部《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以下简称《独醒者》),回头来看,以往的《野草》研究,确乎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的”和“哲学的”——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两路。前者立足于社会史或鲁迅个人生活史,把《野草》当作既有事实的个人化记录和表达;后者从作品与鲁迅个人生命体验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关联出发,把《野草》当作既有哲学经验的描述和传达。文学固然有表达既有经验之“真”的一面,关联着题材、内容和所谓“表达技巧”等问题,但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却不在“真”的表达,而在“诗”的创造:在写作中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并反过来与作者构成对话和互动,丰富乃至改写作者的生命形态。作为文学研究者,张洁宇并没有在“历史的”或“哲学的”道路上争奇斗狠,而是以平淡从容的姿态,回到文学之为文学的常识,抓住《野草》的写作如何改写了鲁迅生命形态与生活轨辙的“诗”性特质,循着“文学的”的方式对《野草》展开了自己的细读和研究。这个“文学的”常识性姿态,不仅打开了《独醒者》进入鲁迅及其《野草》的有效路径,更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现代文学”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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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熟悉鲁迅的人,当他合上《呐喊·自序》,随手翻开《理想国》,读到著名的“洞穴”寓言时,会不会惊奇地觉得,鲁迅的“铁屋子”,也有可能是在重复柏拉图呢?当他沿着“洞穴”与“铁屋子”那令人惊奇的相通之处往前行进,想要进一步探究两者至之间的异同时,他会不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鲁迅改造国民灵魂,打破“铁屋子”的启蒙“呐喊”,和柏拉图引导“洞穴囚徒”实现“灵魂转向”的“辩证法”,想要解决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呢?……

当越来越多的相通之处,和越来越多的细节从幽暗中浮现出来,他会不会看见鲁迅的“鬼气”, 恍惚中踱出1920年代中国北平的“S会馆”,来到回到二千三百年前的古希腊,在比雷埃夫斯港,加入了和苏格拉底对话呢?——当苏格拉底娓娓道来,描述那个偶然到光明的世界生活过,认清了阳光、黑暗与洞穴“影像世界”等关系的“明白人”,回到“洞穴”的遭遇说,

 

这时他的视力还很模糊,还没来得及习惯于黑暗——再习惯于黑暗所需的时间也不会很短的。如果有人趁这时就要他和那些始终禁锢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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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不太关注“文学史”这种教育工具,也就没有想到过有一天会来写这么一本《中国·四川抗战新诗史》。所以从接受任务起,就一直在琢磨怎么写的问题。

按照通行的体例,时代背景、文学思潮和诗人三大块,自然是最正常,也最省心的写法。但众所周知,四川乃抗战时期中国新文学的中心。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把新文学第三个十年的新诗史放大、稀释之后,改头换面以掩人耳目。再说,自苏光文先生的《抗战诗歌诗稿》于1991年面世之后,类似的著作,已经有了不少。虽然材料和论述,都有自己的新发现,但还是想做到思路和框架上,也尽量避免重复前人。也曾经设想过以各种地方性文学史的“同乡会”思路,把论述的范围局限在川籍诗人的创作上,以彰显“四川性”。但这样做,实际上等于抹杀了四川在中国抗战史上的中心地位,抹杀了四川对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新诗发展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时间一天天过去。搜集的材料越来越多。交稿的时间一天天接近,但手头所有的,还是一大堆杂乱而无头绪的片段和草稿。按照“文学史”的标准格式,敲打出数万字后,才逐渐意识到了结症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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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透明”的诗?

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以下或简称《枫树》),是近乎完全“透明”的一首诗。一方面,是诗本身的“透明”:通篇上下没有隐晦曲折的表达,词语、意象和诗行,无不以最源始的样态和含义,一目了然地裸露在那里,没有歧义,无需解释。它就是这样。另一方面,是作者本人已经不止一次站出来,对创作背景、写作动因等问题做了详细交代和说明,把这首诗放置在了众所周知的透视装置里。故所以诗歌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之一二三,很快就被总结和归纳出来,成为了文学史的常识。剩下的,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尤其是学校课堂上——重复其主题思想和艺术成就,最终让它从一首诗,变成“诗知识”,消失在无休止的人类知识增长链中。总之,《悼念一棵枫树》就是悼念一棵枫树,一切都已经被“看透”,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就只有根据既有结论和常识,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枫树》之为“好诗”的理由和根据了。

但这样一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牛汉为什么——要悼念一棵枫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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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下简称《莫须有》),是一部顶着“传记文学”的名目,而事实上“五伦俱全”,熔历史和哲学于一炉,旨在从中国佛学、孔孟仁政等思想中发掘“不但救国”,而且“救世界”之道的“历史-哲学”著述。围绕着这个恢宏的“苦心孤诣”,废名从现代理性的合法性问题入手,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古代思想资源,对进化论、启蒙、个人自由等现代性重大“历史-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批判,揭示超克“五四”现代性困境,重建古典理性启蒙的诱人前景。

 

 

在《莫须有》中,深受《论语》影响的废名采用“即事言理”的方式,一面用传记方式书写在故乡黄梅的“避难记”,一面又立足于“坐飞机以后”的后设视域,对作为事件的“避难记”进行审视,展示了古典理性启蒙的完整可能。故以事而言,全书叙述的是废名赴金家寨小学任教,到胜利后坐飞机重返北平的经历;以理论,则是作者一步步摆脱“五四”现代性偏见,在中国乡土社会发现了真理的“个人思想史”。前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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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文学教育机制里,文本细读通常被认为是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基本途径。循此,文本细读首先被安置在文学史框架之内,变成了一种以文学经典为阅读对象,反过来又服务于文学史教学的入门行为。经常听到的抱怨和不满,也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生仅仅满足于识记干瘪的文学史结论,忽视文学经典的阅读和欣赏,缺乏最起码的细读能力,而很少触及深层次的制度设计。另外一种理解,是在所谓“人文通识教育”这个更加大而无当的框架里,把文本细读理解为以缺乏基本专业背景的“外行”为对象,旨在养成必要的文学趣味和社会文化共同感的基础工作。两者的共同之处,是把文本细读当作一种服务并服从于更高一级目标的基础行为,最终通向某个巨大而稳定的结构体系,消失在普遍的社会常识和文化共同感里。时间上,文本细读通常被安排在文学史教学之前,就是这这种理解的制度化体现。

这样的理解,自然离不开从具体的个别对象出发以认识最终的普遍之物这个巨大而隐秘的现代性认识论装置。但更具体,也更直接的,则是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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