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在烧

文/王海  摄影/谢伟民

今天，现在，此刻，我坐在离淮海路一箭之遥的一间小咖啡馆里。北方普降大雪的今日，上海冬季的风一点不凛冽，一点不料峭，于是，“冬季”一词隐隐有了撒娇的含义。从飘逸着春意的冬晚走进这间温暖的咖啡馆，我开始回想距今天最近的上海的那场雪。

那是半个月前吧，黄昏时分。我从南京西路拐进茂名路，蓦地，一种奇妙的感觉袭击了我的鼻翼——像碰撞，也似撩拨，其实更类似一名久别老友的街角邂逅，你并非眼角瞥见，而是若有如若无的那种熟悉的味道，让你们同时定格。我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仰头张望。街上的很多人做着和我一样的动作，神情讶异而惶惑。雪。上海下雪了。淅淅沥沥，纷纷扬扬，初而审慎委婉，继而稍稍恣肆，但绝无奔放。上海的雪，大家都知道的。

果不其然，翌日，我从21楼朝下望去，仅见隐隐“霜迹”残留。她来了，又倏忽逃逸。有时真像你在街角遇见的那个旧友。多年不见，你们期期艾艾，寒暄变成了礼貌的例行公事。分别的一瞬，或许都在想对方：当年的那个人去了哪里？

我出生在新疆，经历过最雄性气质的豪雪。和新疆的大雪相比，上海的雪，即便有过豪迈，也是那种纯上海式的带着些许契约味道的爽气。我记忆中，上海酣畅淋漓的大雪，全部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没有查过气象记录。我的记忆或许靠谱，或许仅仅是“八十年代追忆综合症”的发作。是啊，那个四季分明的上海，如何教人不想念呢？人们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穿完单衣单裤穿西短的确良，穿完秋衣秋裤换棉毛衫棉毛裤棉袄棉裤。该来的绝不失约，该走的绝不恋栈。人们不是预言家，但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那个时候，大雪的造访绝不会令人雀跃。和银装素裹带给人虚幻的圣洁感相比，务实的上海人总是不能忘记雪化时污秽横流的不堪。八十年代，我住的上海里弄偏安大杨浦一隅，内多为居民自建私房，并无公用建设之排污设施。遇到下暴雨积水，夸张到几岁的孩子可以坐在木制脚盆里在门前的水域划水打仗。积雪融化的几日里，很多人不得不借助套鞋进出，或用红砖一串一串搭成绵延数百米的长蛇阵，在上边跳将着行进。

至今我的左手，中指上端依然有点畸形，那是随八十年代几场漫天大雪而来的冻疮给我的礼物。国定小学的教室极冷。窗外大雪飞扬，落在领操台上，操场上，落在秋天时我们四五年级男生从木材加工厂和体育老师一起车回来的巨型滑梯上。大雪让校园变小了。我想。忽然我觉得左手中指微微发烫，我屏住呼吸，甚至感觉指头里仿佛有一颗小心脏，正在我的注目下顽强跳动。我偷偷环视了一下周围，一些女生的双手，正拢在自带的棉袖筒中。而我的同桌，一个卷毛头男生的左手，已经变成一只正在腐烂的红萝卜。多年之后，我在汶川地震遇难孩子照片中一只从废墟里伸出的小手上，看到了我同桌左手的影子。

那年冬天，上海连续下过好几场大雪。第二年开春，我悲哀地看着自己的左手中指，心想：它大概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了。

至少最近十年，上海再无令我印象深刻的雪。上海真是个尴尬的地方啊，既没有北到坐享集中供暖的待遇，又不至于像南国的兄弟姐妹那样，不离开家乡，永远亲近不到真正的雪。上海是领教过雪韵的，但现在雪迹罕至，变成了一件奢侈品。人们常不自觉地翘首以盼，但雪偶尔峥嵘之后即掉头径自远去。这个悲哀，犹如见识过光明又被禁锢在黑暗中的那些人，他们内心的凄凉，大约比天然失明的更甚吧。

上中学的时候，听黄莺莺的盒带《雪在烧》。“雪在烧/心痛的故事没有人知道/所有的悲伤凝聚成火/曾经的感动消失无踪/雪在烧/雪在烧/雪在烧/火中的身影 绝望的奔跑/泪水化成的雪在飘……”下雪天，骑着28寸的自行车滚过厚厚的积雪上学去。我总在想：雪在烧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当极寒遭遇极炽，我们首鼠两端还是冰火两重？当年我盯着盒带里附带的歌词，研究了许久，不得要领。刚才，在这间咖啡馆里，我凝视着电脑屏幕上搜索得来的歌词，若有所思，若有所悟。

在上海无雪之冬日，不惑的我，依然不能确定我是否读懂了黄莺莺。

（刊于《东方文化周刊》201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