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办大学？”2月20日上午，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在参加政协科技界联组讨论时，再次提及高校债务问题。在谈及利用土地置换的方式化解债务危机时，姜大明说，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了。（2月21日《齐鲁晚报》）
   “债台高筑”算得上大学的“顽疾”了——“顽疾”之“顽”，既是指数量上的触目惊心，也是指时间上的久治不愈。据国家审计署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1164所地方所属高校，累计贷款金额高达2634.98亿元。不少地方所属高校借新还旧率超过50%，均需地方政府安排财政资金用于还债。不过，在笔者看来，山东省省长一番言论最大的看点不只在于“高校债务”，更在于喊出那一嗓子“现在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
    这话要搁在N年前，主抓教育的官员即便心里明镜似的也只能让其烂在肚子里，但在今日，却成了不折不扣受人追捧的“新鲜观点”。究其原因，在于其说出了两大事实。一则，高校负债不息，卖地财政不止。很多高校都通过变卖位于交通要道、价值不菲的老校区，以土地置换方式来抵债。二则，高校不再仅仅是教书育人的科研场所，更是收费、办班、办公司的商人，大学城不像教育基地，倒像是房产商开发的商业地产——一旦建成，滚滚利来。
    高校发展至今，为什么越来越像房产商办大学，且不惧债务缠身？论说起来，原因无非有三：一来，国家投入少，我国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的口号，从1993年喊到现在，一直未得到坚决有效地落实。二来，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运动，使一些高校不得已走上“大兴土木”的路子，盖大楼、建校舍、规模不断扩张，渐渐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寅吃卯粮负债结构。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事实上高校虽然有较为健全规范的财务制度，但执行监督力度明显匮乏，而本应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又秉持着对于象牙塔“天然干净”的印象，极少干预，经常失明、失聪又失语。久而久之，权利寻租也好、贪污腐败也罢，统统能够在“圈地”、“基建”等招牌下顺利过关，而这，也早已变成了坏账的一部分。
    但相较而言，国外对高校财务管理相对严苛，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皆有一套路径清晰的制度要求。比如在澳大利亚，财务预算情况向全校教职工公布，而且执行的监控除了要受预算执行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广大教职工的制约之外,还要受到社会上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监督审计部门的监管。再比如，欧美一些国家高校可以获得贷款优惠利率，由政府补贴，以解学校持续发展中的“燃眉之急”。但贷来的资金与学校的自有资金，要求必须用于教育，不得挪用作商业项目等。
    由此看来，对于高校债务问题，当务之急，也许不是动用财政拨款、公共补贴把“债务还了”，让高校轻装上阵、恢复元气。而是遏制“债务产生”的源头，将高校经费管理装进公开、透明的规则“笼子”，建立起环环相扣、有序运转的监督管理制度与方法来，把每一分钱都看牢。反之，舍本逐末、治标不治本，只会让高校演变成房产商，兀自跑马圈地、疯狂赚钱，而忽略掉基本的道义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