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签字很有讲究。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今年1月中旬，湖南临湘市前副市长姜宗福化名出版了载有上述内容的自传体新书《官路》。在书中其称“官员也有弱势群体，希望百姓不要仇官。官场中是有贪污腐败的，有平庸的，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有人认为他是官场的凤姐，总能找到一些吸引人眼球的话题；姜宗福则认为，他只是童话中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2月22日《京华时报》）
    实话说，怀抱爱国爱民赤诚、心怀忧国忧民意识，来个现身说法，以出版官场小说为载体揭露官场潜规则、表达个人意愿的，姜宗福不是第一个，估计也不是最后一个。比如，2010年以190万元版税位列作家富豪榜第22位的《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是重庆永川一位副局长；七次再版、持续走红的《芝麻官悟语》，作者王敬瑞也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官员——现任山西省阳泉市副市长。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位前副市长写本自传体新书，算不上多稀罕。真正稀罕的是，赤裸裸摊牌式的“潜规则”算不得“前无古人”，为什么有了如今的“后有来者”，还照样一次次被提及、一次次被揭露？被议论了N年的“潜”流感，为何依旧没有消失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而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现在的高官、曾经的显贵，不在官场中直抒胸怀抱负，或者说不能很好地直言纳谏，反而以“出书”这种特别的、特殊的形式“曲线”表达意愿、阐述理想？
    深究起来，原因无非两个，一是不能。那些在官场“畅所欲言”，“大嘴巴”一张过于写实的，被权力群体当成“官场怪物”，不动声色地合理排斥与合法报复。比如姜宗福，炮轰张艺谋、痛斥高房价，太让权力心惊，一场庄严莫名、英明莫测的“平级调动”就被拉下马，成了某学院院长助理。丢了官职，没了权力，没有机会“在其位谋其职”地实现心中所愿、铿锵抱负，于是不得不借助“出书”来撩拨一下社会神经，对官场及自身来个“全景式呈现”。
    二是不敢，某些已身居高位，或在宦海中渴盼升迁的公职人员，为了保住位子、为了未来前途，很乖巧很缄默，明哲保身，能不说的绝不说，把“多磕头少说话”作为座右铭加以推崇，信奉无过便是功。但内心的挣扎还是有的，锋芒个性还是难压抑的，所以“边仕边为文”，选择“出书”这样的方式“曲线忧国”，但过程却会“偷偷摸摸”，“潜伏”着创作。比如，浙江纪委干部汪宛夫写《乌纱》，整个过程便是“不说、不显、不送书”，低调至极。
    “不能”和“不敢”的背后，说到底，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在作祟，即：某些官员权力姓“私”不姓“公”，以言代法、个人说了算；办事程序撇开民众，暗箱进行；权力运作走歪门，入邪道，却“法不究责”……“明规则”失灵了，“显规则”归隐了，个性官员当然也就“遭罪”了。
    所以说，“边仕边为文”、“弃仕而为文”，用“出书”表达愿望，是理想主义的个性官员，碰上现实主义官僚体系做出的无奈选择。理论上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问题是，如果这“习气”、“规则”仅仅是一个堂吉诃德的力量，而“草”又是一群，那么堂吉诃德就不得不借助载体，比如“出书”来单兵突进——只是，连话都不敢说，连真话都不敢说，连常识都不敢触碰，一碰就遭遇“见光死”、枪打出头鸟的官场，叫人怎能有所担当亦或何以担当呢？■